从前面研究可知，“四大门”在北京城郊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治疗功能，香头还扮演着协调社区事务的角色。而这种角色的扮演与城郊乡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秩序的特征密切相关。但据档案史料观察“四大门”在城区的活动和分布与城郊相比呈现出判然二分的特点。不仅活动密度和频率减少，活动时间也相对短暂，而且“四大门”香头多从郊区移入城区，很少是城区土生土长的人物。比如我所分析过的86份北京警察厅的侦讯档案中，抓获的香头几乎全部都是由郊区移入市内的，而且居住的时间都比较短，其中犹以大兴人和宛平人居多。抓获的香头来自大兴县的有15人，来自宛平县的有8人。比如大兴人尹王氏搬到城内盆儿胡同被抓获后招供说：“早先我们在城外住着时，我顶着大仙爷给人瞧香治病，后来我们搬进城内来居住，老没给人瞧病。”[114]香头移入城内的动机十分复杂，有些香头是受到某一仙家的指示和督促，从京郊入城，比如1936年居住在菊儿胡同的顺义城南平格庄人蔡泽田夫妇顶狐仙看病被警察抓获。他的供词就称，来北京的前两年，妻子朱氏染病后总不见痊愈，被狐仙附体，催促香火，坚持要朱氏给人看病，而且非常灵验。到1936年，狐仙催促朱氏进城救济病人，所以于同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一起来城内顶香治病，到11月24曰就被警察抓获。[115]也就是说，他们进城顶香的实际时间只有一个多月。
另有一种情况是进城后诸事不顺而顶香，与负有“四大门”入城使命的上一案例有所不同。如王翟氏住下头条甲二十八号，供称“自迁下头条诸事不顺，是我设坛顶玉皇香火求顺，代人治病，仅收香钞”[116]。也有个别外省人进城顶香的例子，如四川人赵卞氏在前门外罗家井七号居住，顶的是“糊涂差”，据她自己的口供：“我并不知医学，治病时我即烧香，上天告我用何种药材，我转告病人，并无符咒情事”[117]。入城顶香人还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一般她们顶香治病的时间很短即被查获，如河北省新城县人方张氏在1934年7月由新城原籍来京，住在西郊小马厂门牌七十三号，顶南山大仙爷给人看病扎针，烧香每股给铜元十枚，但八月即被查获。据她的说法：“这红药面药丸是大仙爷赐下来的，我不知名称。”[118]这么短的顶香经历确实难以和城郊香头一般顶三年以上，甚至二三十年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京师五方杂处，除固定居民外，其他人口均有较强的移动性，所以“四大门”的香头或借“四大门”之名行医的人群，其区域分布、行医动机、顶香治疗方式均比城郊显得多样和复杂。比如有的香头可能一人同时顶几个大仙诊病，有一个叫陈陈氏的香头供称：“我于前年间因病经顶香人医治后，我即由此顶东山大仙爷及几位仙姑，与人看病服用香灰，并不服药，且用手指施以神针，看好病人无数，只收香资，并不额外索要钱财。”[119]［一般而言，香头多由女性承担，这种“性别角色”在京郊被普通乡民习以为常地加以认可，因为香头不但从事治疗，还负责社区事务的调解，所以从事此职业的性别特征是不能模糊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唐代以前，女性就已介入了健康照顾的领域，她们的角色既不限于用药，也未必具有医者的名分。她们或以巫祝符咒祷解，或靠物理治疗，或赖本草药方，除治疗产育相关病变之外，亦为人解除疮伤、消渴和中毒之苦。[120]］而我在档案中却发现好几例男性香头治病被抓获的例子。如内六区警察署曾破获一个案子，案犯张文江供认因拉车不拉钱造成“三口无吃”，于是在民国20年（1931年）三月初一向人说：“我梦见一老头叫我给他顶香，他自称是胡三老爷子，他有十二位女童，我就每日给人看病，不准我要钱生财，我曾给人圆光问问事，均是胡三老爷子叫我办的，我子女每日仅能不挨饿。”[121]可见张文江既不是真正的香头，也不懂医术，而是借香头为名骗钱生活。
还有一种情况是夫妇二人同时进城当神差，如房金善和房徐氏都是大兴县人。房金善当玉皇神差，房徐氏会过阴，当幽冥差使，遇到疯邪各样病人前来，“我即烧香自将手指烧烤，与人画符治病，所得香资，不拘多寡。我身穿黄色棉袄，是经人助善所给我，左胁现扎三针，是我在天津与人治病，受阴魔之害，现我将他捉住，故钉在我肋上，现不能起落，恐有性命危险”[122]。档案中说，这对夫妇从天津入京后不久就被侦知捕获。所谓“幽冥差”在各地均有记载，西南联大在昆明所作调查也证明西南城市中也存在借“幽冥差”治病的例子。[123](www.xing528.com)
档案中记载，在北京城区还出现过一家之内分别顶仙家和龙王而又各不相扰的例子。吕德泉因患病，曾在东便门外二闸龙王庙求圣水治愈后，即在龙王庙助善，龙王托梦给他，令他催香火顶香给人治病，他治病的方法与“四大门”的香头相同，即“用香灰茶叶令人用凉水煎熬喝下”，档案中的描述是：“伊给人治病系先烧香，龙王给伊警动身体，或散或紧，龙王有何言语，伊并不知。”可是警察在吕德泉家检查时，发现院内东南角地方砌着一个砖洞，内有红布横匾一小块，上有“诚仙德道”四个金字，经查财神楼是吕德泉叔叔吕纯良供奉的，而吕纯良只听说他的侄子前四五年常有摔跟头的毛病，并称在前门楼、安定门楼当差，并不知他如何瞧香看病。据吕振元的供词：“财神洞是我父亲盖的，为的是在外头作事求顺遂，并没别的意思。”吕纯良的供词则承认：“我们小院内有一个小庙，我们早先供着财神，后来塌啦，我又砌上啦，我把财神像撤下去啦，换上的是红呢小横匾，每天归我们烧香。”吕德泉的父亲也说他儿子前四五年常摔跟头，“竟摔死过去，缓醒过来，他就说是在前门楼子上安定门楼子上当差，直闹了一个多月才好的”[124]。从治病动机上看，顶龙王差使与纯粹的“四大门”顶香略有不同，即毫不隐讳赚钱的心理，吕德泉所跟随的王姓老妇在教他学习顶香看病时明说是为了赚钱，吕氏供词中说：“他（她）曾叫我用水给他摇香灰成球，他说给人治病当药，并向我说我如跟他（她）学，将来给人治病，那病人万不能白叫给治，一定可以得钱。”[125]可见叔侄二人所信不同，侄子顶香顶的是龙王，叔叔则选择了财神，但两人却可以相安无事地同处一个空间之中。
城内还出现过“四大门”与“医士”（即中医）和平共处的情况。例如内三区西颂年胡同二十五号住着一个名叫刘瑞清的医士，据邻近住户反映，该医士家中供奉仙家黄二老爷，但并不与他人看香，亦不奉仙家与人诊病。该管第十三段会同户籍警士赵连方往刘瑞清院内彻查，发现他家院内西墙下有一座财神洞，里面供奉着黄纸牌位，上书黄二老爷之位，每日早晚由其家人焚香祈祷，院中的南房是诊病室，内设有脉案及诊断方根等物，按警察的话说：“确与医士诊所无异。”[126]于是发还了曾经扣留的医士执照。刘瑞清是否信奉“四大门”不能完全确定，但其家人信奉仙爷却是确定无疑的，至少刘医士没有从中制止，而是让中医诊所和仙爷居所共处在同一个空间中，这一现象本身就验证了中医角色的模糊性。
还有一些案例是某些人假借顶香看病为名行医，说明即使懂医道的人有时也不得不凭借“顶香”的神秘力量为自己诊病的水平提供佐证，以呼应民众的社会心理。如外四区警署发现盆儿胡同六号住户王洪林家每天有很多人出出入入，于是对他家进行了突击巡查，把王洪林及看病人王世全等五口人带署审查。按照王洪林的供词称：“伊给人医治病症，并未经过考试正式立案。至治病方法，全恃顶香求神为助，立方自行购药，并不勒索钱财，所有前来看病者凭其自愿，酌给挂号香资铜元二三十枚不等。……伊所配之药四种，系经公安局发有执照，准予售卖等语。”[127]在这个案例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王洪林是否真能降神治病呢？按照王洪林自己的叙述颇显出相互矛盾之处，一般来说，“四大门”香头降神，不管是“明白差”还是“糊涂差”，香头自身都不具备医术和治病的能力，更无法识别药性的作用。而王洪林一会儿说治疗“全凭顶香求神为助”，一会儿又说自己所配四种药完全符合公安局药品检验标准，明显给自己的顶香行为留了退路，说明王洪林知晓医道，却并未被“拿法”顶神，只不过想借助顶香之名行医而已，况且男性顶香也不符“四大门”的规矩。不过这个案例恰巧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巫医”的“四大门”香头和传统中医之间确有一种相互倚重和相互包容的关系，并非完全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