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门的效力之争：中西医对比结果

由以上的论述得知，传统中国的医生角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卜筮星相等职业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区别。在民间社会中，医生与巫者虽在医治理念和技术上有所不同，但都是针对身体出现异常状况后所可能采取的治疗选择之一。两宋以后儒家伦理虽然广泛渗透进了医学界，“儒医”作为一种专门的称呼亦逐渐为一般人，特别是一些精英人士所认可。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医生的专门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如《燕市积弊》中所说民国时期的医家，往往“只要念过一部汤头歌儿，半本儿药性赋，就称国手（如“八珍四物参苏饮，白虎柴胡建中汤”之类），不过是腰痛加杜仲，腿疼加中膝，头疼加白芷，疾盛瓜篓皮。假如这个病人，浑身作烧，骨节酸痛，舌苔又黄，眼睛发怒，拿笔就开羌活、葛根、牛蒡子；要是皮肤枯瘦，干嗽无痰，盗汗自汗，胃口不开，一定是青蒿、鳖甲、地骨皮，妇人调经养荣，小儿清热化痞，真正的拿手，就叫蒙事大吉。不信一个病人请十位先生，脉案准是十样儿，往往真能大差离格儿”^[81]。

民国以后，中央政府规定中医经过考试才能开业，而且要学习解剖学和传染病学等西医科目，卫生署规定中医称“医士”，西医称“医师”。这种划分显然有歧视中医的意思。^[82]如昆明中医考试的题目几乎都是以西医科学的面目出现，如有病理学、药理学、方剂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妇科学、喉科学、眼科学、花柳科学、伤科学、按摩科学及针灸科学等等。^[83]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对治疗系统的专门化区分曾经对中国城市传统医学体系的改造起了相当重要的支配性影响。由于这种政策的推行具有强制性特征，它有可能改变普通民众在需要治疗时的选择取向和动机。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来自上层的控制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左右乡民的选择意向是有很大疑问的。下面我们就通过民国时期一个乡村医生的生活史来观察乡民对医生种类的选择及其意义。

我们所选择的研究个案医生徐志明生活在北京西郊海淀镇北的前八家村。当时分布在京郊的许多村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没有多少中医，西医更是难见踪影，例如在前八家村附近，巫医人数就比西中医为多，因为中医是在1921年以后才出现的，巫医的地位明显高于中医。这在华北地区似乎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如1935年张家口地区的《阳原县志》曾记载说，到当年，县境内还没有西医，“中医亦不能遍村皆有，然三百户以上之村，类有一人”^[84]。1925年，县政府曾举行了一次中医考试，但从记载的效果来看，似乎不太理想，所以县志上说：“未曾考而为人所信仰者，亦不禁其诊视。富者得病，率皆延医诊治；贫者往往听其自痊自死，终身未曾服药者，约占三分之二。近年赤贫者，往往衣食皆无，更难求医疗疾矣。妇女有病，亦有舍求医巫者，痊则信其灵，死则由其命。”^[85]许多地方乡人有病先请香头去治，不得已时才请中医，最后才请西医。例如前八家村十六号住户福德海妻子死前病势很轻，请来神州庙香头，让病人吃仙药，结果病势转重，于是请来本村中医袁子痒与西医徐志明，但为时已晚，结果死去。

因此，治疗效力的大小在普通乡民的选择中，往往是占第一位的，“仙爷”的影响力大表现在很多人往往把一些事情发生的缘起与其支配力相联系。如前八家村三号住户欧德山，儿媳欧沙氏在民国38年（1949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自杀，村人对死亡原因议论纷纷，有人称得罪了仙爷，因为欧姓门前有一棵大树，树中住着一条“神蛇”，就是“常爷”。欧德山见蛇有时甚长，有时很短。一次，将蛇从树中挑出，扔到远处去，结果，蛇又回来了。另一次，将蛇系上绳，以利于辨别，带到远处去，在带走之人回来之前，家人发现蛇已回来。后来，欧德山将蛇又挑走，把大树砍断烧毁，蛇终于不见了，可是不久欧德山就得了病，他儿媳自杀，也推断为是得罪了“神蛇”的缘故。在欧沙氏死后三天，欧德山也因病而死。一次，李永和太太说：“前几天欧家死了两口，起初欧家儿媳，在死前两天晚上，到清华大学找她男人去，走到河边上，忽然掉到河里去。过了两天，就用杀猪刀自杀了，她公公也跟着死了。你说这是怎样回事？准是得罪了仙爷。”^[86]

因此，中西医要与“四大门”展开竞争，首先就要在效力上做文章，这方面西医并非无所作为，但其发生影响往往是在“香头”无法施展效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如1945—1946年间本地发生急性症，有数人用西药治疗，发生效力，当时许多人对西医西药的治疗效果感到惊讶，到处传播，无形中作了口头宣传。同年又出现了脑膜炎症，中医无法治疗，最后由徐志明治好后，附近中医，有时得病不能医治，也请志明去治，有时中医甚至给徐志明介绍病人，因为知道徐志明可能专长某项治疗方法。

另有一位中医，是徐志明的亲戚，名叫关月樵，住在前八家村北面的北窝村。关月樵的女儿三岁染上重病，关姓自己不能治，将徐志明请去。徐志明到关姓家，看见已有两位中医在小孩身旁坐着，小孩已经气息奄奄，两位中医皆束手无策。徐志明抱定死马当活马医的勇气，先打强心针，后用补药针，守夜至天明，孩子的病势果然好转。两位中医非常佩服徐志明的医术。此后，关姓使其子跟徐氏学西医，同时一面给徐志明介绍病人，由于关家是富户，所以一面又借给徐氏一大批款项，使徐志明添置设备，购买药品。^[87](www.xing528.com)

在京郊乡村，香头得到普遍的信仰，并非完全依靠其神秘的降神活动所发生的效力，而是在治疗过程中糅合进了中医的治疗因素，也就是说在经验范畴，香头的治疗有时很难和中医的经验区别开来。如果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看，这也是其与中医身份可以互换的原因。前述四大门香头下神多用中药可为明证。这可能在别的地区也是较普通的现象，另有昆明的旁证。据当时的调查，昆明有一王姓医生自称受神灵启示，能医奇难杂症，每次诊病均命患者携旧单至，诊毕，常从旧单的各味药中选择数种，另用纸书写，在神位前照视，说是禀与先师，保佑患者藉该药的力量早日痊愈。有一次看病，王医生就把病者提供的药单药性解说一番，然后说此药方虽佳，只可惜错放黄芩一味，若将之换成甘草，服后必可痊愈。开方后照例禀与神位，神位是个木牌，上刻“至圣先师之神位”六字，旁边放着一个小油灯。可见这种治疗活动走的完全是一种中医的程序，只不过借用了行巫的方式。问到病人为什么找王大夫，回答说：“我的小娃娃，在前年患了咳症，花了许多钱，在那所医院里看了三个月还不好，说是什么百日咳，后来到王大夫那里一看，吃了两服药就好了。”^[88]这说明在这位病人的脑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西医和巫医之分，而是以效果作为实际的判断标准。

“效力”是形成“地方感觉”的一块基石，但另一方面，“效力”的产生也必须依靠乡民可以接受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拥有相当的竞争力。例如西医进入中国之初，由于采取的外科手术方式尽管有可能治愈中医无法治愈的疾病，却无法让中国人接受其解剖原则指导下的治疗原则，以至于引起种种误解，一度酿成了相当频繁的教案^[89]，西医的一些理念也往往和中国的伦理行为相冲突，如民国年间在昆明的调查曾显示，当问及相信中医的理由时，有的人回答：“西医讨厌，什么地方都要看。”另外一个回答是：“西医老说，病是会传染的，如果是个好好的人，那会碰到那么倒霉的灾星，倘若病是真的会传染的话，家里有人病，谁去服侍他。”^[90]这反映了民众的空间概念无法与西医中封闭的医院管理概念相互协调。所以西医系统的进入往往需要借助“地方感觉”的形式，甚至采取类似“借胎生子”的方式，才能在“效力”上和地方祭祀系统相抗衡。以下就是在京郊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京郊平郊村延年寺中的药王神专司医治佑护病人的责任，据说具有起死回生的功能，所以村民患病时多来药王前请愿，以求早愈。但是根据效力大小的选择原则，村民有病不会完全依靠药王的许愿，大多数人采取的是一方面求医诊治，一方面许愿的兼顾方式。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利用了这种乡民的兼顾心理，同时利用药王殿的空间，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渗透。

1940年夏天，燕大社会学系在平郊村延年寺药王殿中设有一个救急药箱，这个药箱托付给了当地村民于念昭主持管理，每月添加五元的药品，其中多属于医治普通病症的药物。这个救急药箱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村民，村里凡是患病的人，都可免费来此求药，因此每天来求药的民众颇为踊跃，平均每天有十人左右。关键在于药箱设立的位置和村民求药的动机颇可玩味，药箱设在药王殿内，无形中增加了其吸引力，因为村民来此求药往往带着愉快的心情，他们总猜想着药王会特意加神力在这些药品上，对早早治愈疾病一定大有帮助。^[91]我们由此看出，现代西医对传统空间的利用，和乡民对治疗效力的心理选择有趣地达成了某种妥协。

另外，“经验”与“灵验”的关系在各地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医的年龄越大，经验就越丰富，似乎更容易得到乡民的信仰，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在某些地区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如1940年昆明市66位中医年龄45～75岁的有50人，年龄25～45岁的只有16人^[92]；而34位西医中年龄20～45岁的有29人，45岁之上的仅有5人^[93]。1930年李景汉对定县446位传统医生的调查发现，他们中40岁以上的占89%，50岁以上的占64.3%。^[94]与昆明的情况相似，这说明习医时间的长短对于民众的选择心理会有一定影响，如对昆明的调查中，当询及民众对中医信仰的原因时，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你看看中医他们学习多少年，自然有经验，西医只进三四年学校，出来便挂牌做医生了，我有一个甥子，从前是个顶顽皮的孩子，后来中学毕业了，便进了军医学校读了几年书，现在刚跑出来，又是医生了。”^[95]但在京郊地区，除治疗经验以外，乡人对前八家村或自己村中医生多不信服，常常请外村人治病，所以当地有句成语：“妙峰山娘娘，照远不照近。”^[96]说明是否“灵验”有时比“经验”还显得重要，也为乡人信仰“四大门”留下了相当的空间。

政府按西医模式对中医体制进行职业化的改造对中医命运有相当明显的影响。职业化不仅在体制上容易使中医与西医进行攀比，比如模仿西医建立医院制度，而且直接在经济利益和传统伦理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折。如前八家村一号住户袁子痒中医，曾于1919年在海甸镇药铺时读药书，学治病，后拜海甸孙志卿大夫为师，学习中医，不久步前八家村应诊。但自北平卫生局领得医照后，因感到不易挣钱，转移到海甸应诊，后又移到北平行医，中间还一度去过张家口，最后于1935年返回村内居住。这期间一度到昌平与清河镇各药铺做主方大夫，此后，因土地增多，生活富裕，才返回家中居住。^[97]很明显，袁子痒的行医轨迹是沿着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运转的。而这种转换很可能受到了政府对“医士”与“医师”进行分类，并由此确定其收入标准的做法有关。这部分“贵族化医生”在乡村中显然数量有限，而且集中居住在市镇，很少下乡，大部分乡间医生因医术较差，没有领到卫生局执照，他们主要靠亲朋好友介绍病人，慢慢把名声传出去。但这样做就要少收费用，或不收费用，或每遇节期只收些礼物。乡村也有用许多偏方治病，或有专门技术的中医，这部分医生要比用草药治病的中医数固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