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郊的村民对于自己所崇拜庙神的看法，大多受到其功能作用大小的影响，而很少受其在庙中所处位置的影响。比如平郊村延年寺的庙神在村民心中就会按其发生作用和效力的大小进行排列，如下图所示：
按此图所示，弥勒佛是大乘之佛，理应位于最高的位置，但因其与村民日常生活不发生密切关系，所以在村民的眼里地位仅列第五。文殊普贤本应与观音同列，然而村民虽表面上去同拜三位神人，实际上仅奉祀观音一神而已，所以在庙中文殊与普贤降到了与关公赵玄坛同列的地步。此外，村民重视各殿正神地位阶层的分化，而忽略旁边侍立诸神也存在地位阶层的分化。调查者曾议论说：“所以地位愈下之神其分化亦愈小，甚而至于其功能与历史亦被湮没无闻，盖此等神已失去其应付村民生活中需求的功能了。”[41]
“四大门”的影响无疑经常弥漫渗透在乡民的四周，对他们的生活发生着特殊而又持续的影响。平常祭财神的日期一般都选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也有的乡民为区别于普通民众公共的拜神日期，往往会选择每月初二、十六两日祭祀。祭祀时在财神楼前设酒三杯，用火点燃后，焚香一股，然后叩头，再焚黄表钱粮等物。
“四大门”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远不止如此，在定期举行的庙神崇拜中，“四大门”也经常会抢夺走其他诸神的风头，而独享民众对它的膜拜。甚至那些完全信赖神佛的人，或是那些有半靠神佛半靠人力想法的人，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大多都崇拜“四大门”，崇拜庙神变成了一种表面化的仪式，内容却是由“四大门”来确定的。比如离平郊村不远的东杨村七圣神祠，里面的正神是“关帝”，左右并列着山神、土地和龙王、财神，前面还有青苗神、药王、王奶奶及关平、周仓等。这个神祠因为没有庙产，平时都是关闭着的，仅仅在初一和十五日开门。可本村村民来此庙崇拜，却大多崇拜王奶奶，而很少有拜关帝的，平常称呼此庙为“王奶奶庙”，而不是“七圣神祠”或“关帝庙”。由此可见，王奶奶在庙中扮演着的是喧宾夺主的角色。平郊村每逢初一和十五，都有一些乡民前来拜祭王奶奶，如张顺的母亲在这两天肯定会来给王奶奶烧香叩头，这是她许下的愿心，因为有一次华北发生大水灾，官方命令每村必须出壮丁劳力修堤抢险，经抽签手续，决定张顺前往。但张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救灾之事非常危险，所以极不放心，很想借故逃脱差役，可是官差不能拒绝，最后只得忍痛放行。张顺离开后，张母就到王奶奶庙跪了两支香，许愿如果王奶奶如保佑张顺平安返家，日后每逢初一和十五必前来烧香拜庙。以后张顺果然安全返回，据他说自己是在晚间赶回家的，半途迷路，正在彷徨之时，忽然前面出现一位穿着蓝布衫的老太太，自己便跟着她走，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家门，可瞬息间，老太太已无影无踪。[42]
平郊村甚至有逐日给王奶奶烧香叩头者，村里人都知道有一位姓詹的妇女每天必来此庙二次，给王奶奶烧香叩头，风雨无阻，数年来如一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曾有四大门在她身上“拿法”，逼她做香头，搞得她寝食不安，所以最终许下心愿，每日早晚来王奶奶庙烧两次香，表示自己的虔诚。每天这样做是她自己似乎觉得有一种力量，每天都推动自己前去烧香祭拜，回来才觉得平安，因而形成了一种习惯，并不以此为苦，如果因故有所间断，反而觉得心里烦躁。[43](www.xing528.com)
离平郊村约一里地的六眼口村有一个增福庵，它的空间结构是正殿一间内分三层台阶，主神也是关公，前有弥勒佛，旁边依次排列着龙王爷、马王爷、关平、周仓、判官和小鬼，偏台两旁坐着财神、阎君、青苗神及土地；第二层台阶上供有天仙、眼光、子孙三位娘娘；最高一层则是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旁边站着三位罗汉。与此殿西面相连，有一间小屋，里面供着王奶奶。来庵里烧香崇拜的人多集中在初一和十五两天，而王奶奶殿虽偏居一隅，却比正殿的香火为盛，因为当地乡民都相信王奶奶能治病，有病的村人大多愿意到此崇拜问病。
距平郊村约二里远的西杨村有一个永安观，从名字上观察应属于道家祭祀场所。第一层殿是关帝殿，供有关帝、周仓、关平、韦驮，两旁立着的是天官和土地；第二层殿是娘娘殿供奉天仙、子孙和眼光三位娘娘，眼光娘娘手里抱着一对眼睛，子孙娘娘手抱一个婴儿；第三层殿是大佛殿，上面供着释迦牟尼佛、文殊和普贤二菩萨，及吕祖、长春真君，两旁还供奉着当家道士的若干牌位。最值得注意的是，里面还有一个神龛，供奉着四大仙门的神位。在佛殿中供奉四大门神位，而没有另立空间分别祭祀，可以说是此殿的一个特色，可是这种安排却与普通乡民家中对神位的安排方法是相当一致的。
在空间安排上，各种庙神被当作法定的信仰系统被膜拜，这只是个表面的现象，而四大门在神祇系统中处于低位，在神庙的空间安排上也偏处一隅，却得到大多数村民的崇拜。如果站在村民的立场上观察，他们认为有的事情四大门较庙神更加灵验，而且更有力量，因为庙神是不大管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的，可四大门却能与村民的生活中任何一小部分都发生密切的关系。“四大门”往往仅是作为一种灵异动物出现而发挥作用的，由于它们常常能幻化为人形，而不仅仅是高居庙堂的神像，所以更与民众的日常感觉与生活行为密切相关。如河北大夫庄就流传着一个“蓝家坟”的故事，说的是北京的郎家胡同，村民们过去常把它叫作“狐仙街”。相传北京有个“狐仙街”，街上开药铺行医的全都是“狐仙”，但都显出人的模样。大夫庄曾有一人去了北京的“狐仙街”，结果有人托他捎信给“蓝家坟”。这人非常疑惑，心里想那“蓝家坟”不就是村外那处大土疙瘩？捎信给谁呢？那人告诉他，到坟地后，围绕第一棵杨树转三圈拍三下，就自会有人来接。他上前一试，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处庄院，有人出门迎接，并很客气地请捎信者进院歇息。以后他就常去“蓝家坟”串门。大夫庄里有一个女人，胸口长疮后十分痛苦，到处治不好，这位捎信人忽然想起他去“蓝家坟”的时候，曾看见那里的墙上有张画像，画的是一位姑娘心口上扎着针。女人便向他求情，他答应了下来，一次串门时趁“蓝家坟”的人不注意，拔掉了那根针。结果治好了村里那女人的病，可“蓝家坟”的主人说，你把我家一桩婚事给毁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从那以后，他再去“蓝家坟”就再也看不见那处庄院了。[44]
这则故事说明“四大门”的显灵行为其实就发生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民众与之发生关系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实际效果是否应验之上，与神仙的伦理与道德属性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村民认为庙神总是善良的，他们只有帮助人兴盛幸福，却不对人作恶。但是四大门可以对人做善，同时也可以对人作恶，他们常常自动的找寻人作恶。另外他们也常是喜怒无常，忌讳极多，村民中的崇拜者，其畏惧的心似乎远胜过敬爱的心，所以许多村民都认为能不与之发生关系最好，因为他们对人施加的影响，其善恶常是捉摸不定的。尽管如此，对“四大门”的崇拜仍是大多数乡民的第一选择，其原因即在于他有能力直接影响乡民的日常感觉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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