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到死：传统社区仪式表演的深入探究

在老北京，孩子出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大事，生育的时刻一旦来临，就标志着一系列仪式即将登场，特别是男孩子出生更不单纯被视为一个生理现象，而是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与文化含义，似乎与家族的兴衰密不可分，也似乎喻示着家庭秩序将得到重新调整。与正常人不同，刚出生的婴儿尽管已经匆忙坠落在了尘世网络之中，但是在经过一定的仪式加以认定之前，仍被视为一个陌生人，只有在经过仪式确认其足以强健地生存下来之后，婴儿才能在家庭中接受一个新的位置。所以，烦琐仪式的举行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成员被接纳的表演形式。

老北京的接生婆人们习惯称之为“收生姥姥”或“吉祥姥姥”，又叫“稳婆”。“稳婆”都在自家门口挂个小木牌，上书“快马轻车，某氏收洗”字样，下边缀以红布条，当作幌子。老北京的通例是约在产妇临产前三四个星期，即将稳婆接来“认门”，对产妇略作诊视，至临产时，再请其来家接生，孩子生下三天后，必请稳婆来家主持婴儿的洗礼，名叫“洗三”，并循例予以厚赠。“洗三”之日，通常只有近亲来贺，多送产妇一些荔枝、龙眼、落花生之类，或送红色鸡蛋，产妇本家仅用一顿炒菜面进行招待，俗称“洗三面”。“洗三”仪式通常在午饭后举行，首先在产房外厅正面设上香案，供奉碧霞元君、琼霄娘娘、云霄娘娘、催生娘娘、送子娘娘、豆疹娘娘、眼光娘娘等十三位神像。叩拜完毕，“洗三”典礼就算正式开始了，产妇本家依尊卑长幼带头往盆里添一小勺清水，再放一些钱币“添盆”。此外，还可以添些桂元、荔枝、红枣、花生、栗子之类的喜果。孩子放入澡盆后受凉一哭，不但不犯忌讳，反而吉祥，谓之“响盆”。姥姥一边给婴儿洗澡，一边念叨各种各样的吉祥祝词，比如什么：“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做知州。”随后，把艾叶球儿点着，以生姜片作托，放在婴儿脑门上，象征性地灸一灸，再给婴儿梳头打扮一下，说什么“三梳子，两拢子，长大戴个红顶子；左描眉，右打鬓，找个媳妇（女婿）准四衬；刷刷牙，漱漱口，跟人说话免丢丑”。洗罢，把孩子捆好，用一颗大葱往身上轻轻打三下说：“一打聪明（‘聪’与‘葱’谐音），二打伶俐。”打完之后叫人把葱扔在房顶上（有祝愿小孩将来聪明绝顶之意）。拿起秤砣比画，说：“秤砣虽小压千斤（祝愿婴儿长大后在家庭、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拿起锁头三比画，说：“长大啦，头紧、脚紧、手紧（祝愿孩子长大后稳重、谨慎）。”再把婴儿托在盘上，用产妇家事先准备好的金银锞子或首饰往婴儿身上一掖，说：“左掖金，右掖银，花不了，赏大人（祝愿小孩长大后，福大禄大财命大）。”最有趣者，把几朵纸制的石榴花往烘笼里一筛，说道：“栀子花，茉莉花、桃、杏、玫瑰、晚香玉，花瘢豆疹稀稀拉拉的（祝愿小孩不出或少出天花，没灾没病的健康成长）……”^[10]

通过观察“洗三”的完整过程，我们可以对“吉祥姥姥”在社区中的“公共形象”进行清晰地界定。从“吉祥姥姥”的职业特征中至少可以离析出三种行为角色：A.敬神；B.预言；C.祛病。AC两项职能显然是为B项服务的，因为在“洗三”的过程中，“吉祥姥姥”口中发出的祝词几乎包含了新生儿将来成长过程的方方面面，包括仕途、婚姻、家庭、性格和财运的预测，这些预测由富有阅历的接生婆借“洗三”的仪式发出，实际上就正式给新生儿打上了社会的标记，并给其在社会网络中预支了一个位置。与此同时，“吉祥姥姥”的预言中还带有极其浓厚的伦理教化的意味，这些语言的表达不但可以营造出浓郁的亲情氛围，而且还起着确立新生儿与亲属之间关系的作用。因为经过“洗三”的孩子再也不是陌生的外来者，而是家庭伦理链条中的一环。因此，“吉祥姥姥”的权威性并非完全体现在“接生”技术的娴熟与经验方面，而是能够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仪式为整个家庭营造出祥和安全的气氛。简言之，其社会功能大于医疗功能。

和“吉祥姥姥”迎接新生命的诞生有所不同，在北京挂牌营业的阴阳先生则是处理生命死亡程序的“礼仪专家”（ritual specialists）。阴阳先生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某种仪式准确估算出死者尸体出屋的合适时间，以及安葬位置之风水方向的优劣和神秘含义。阴阳先生的核心技术是为丧家开具“殃榜”，作为全部丧事、丧礼时刻、方位、禁忌等方面的指针。^[11]所谓“殃”，是指死者三魂七魄的“七魄”而言，又名“煞气”。按阴阳家的说法，亡人的七魄按一定的时间出来，化为某色气，向何方面去，谓之“出殃”。根据京城的民间禁忌，“出殃”时人都要避开，谓之“避煞”。如果一旦被“殃”打了，不死也要大病一场，名为“中恶”。就是花草、树木如果被“殃”打了也会枯死。阴阳先生的主要技术就是推算“出殃”的时刻和推断“殃”高多少丈，多少尺，以及该“殃”化为什么颜色的气，向哪个方向去。等到“出殃”的时刻、颜色、方向确定完毕，还要推算入殓、破土和“发引”（出殡）的时间，最后还要推测是否会犯“重丧（即百日内再死人）”，及是否犯“火期（指遗体自行起火）”^[12]。(www.xing528.com)

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城里，殃榜多置于棺盖之上，或压于焰食罐子之下，出殡时，经城关验证后，由挎烧纸筐子的，带至坟地焚化郊区至塘沽一带，却粘于门前，男左女右，有的做一纸龛，有的贴于席头之上，而且两边加饰白纸条。男死纸条下端剪成剑头形，女死剪成燕尾形，其条数以亡人岁数而定。这样可以起到向外界报丧的作用，为了“出殃”顺利，必须由阴阳先生主持严格的净宅、禳解等空间仪式，例如根据出殃的方向把窗户撕开一个洞，以便让“殃”从这里出去。郊区有的地方还摆上一碟无馅的饺子，表示死者吃着无滋无味，一气之下就会弃屋而去。禳解的空间仪式首先是在殃煞占处贴上五道符，其次是配一副所谓“六精斩退魂魄散”，计有金精石、银精石、避殃砂、鬼见愁、鬼箭草、安息香等，研为细末，扬撒于死者的住处，据说有“除污净秽”的效果。

总结而言，阴阳先生主持的“出殃”仪式是一个社会界限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在“煞气”被清出死者房屋之前，始终对活着的人构成潜在的威胁，这时阳阴两界的边界并不分明，而经过阴阳先生的空间仪式的控制之后，生者身后净化过的空间使社区和家庭均重新获得了安全感，也就是说世俗世界中的阴阳关系被重新加以界定。因此，中国的葬礼仪式集中处理的虽是死后灵魂与现世人类的关系问题，但是复杂烦琐的空间控制技术对阴阳界限的分割，显然服务的仍是现实活着的人们，使之不受死者灵魂的威胁^[13]。另外，“出殃”仪式的成功举行，其象征意义是使死者家庭重新被社区的人们所接纳，从而恢复自己正常的生活。换言之，死者家属与社区的关系通过仪式重新得到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