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控制过程深化：从警察空间到医疗空间

许多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自晚清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2]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警察系统对社区空间的监控有所加强，一般学者认为，武装的官僚式警察的出现是与18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相呼应的，工业化浪潮所造成的城市化结果，使欧洲城市的警察开始日益与传统社区经常处于对峙状态。对于警察而言，公共场所总是具有令人厌恶的特性，警察系统对流行文化的改造，逐步取代了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从而影响了自十九世纪以来社区文化的转变。

与欧洲的城市化过程相比较，有学者证明，中国城市警察力量无论是否经过工业化的洗礼，均是植根于人口集中的社会结果，大量密集的人口产生了城市日益增加的亚文化群，他们之间的潜在冲突导致了空间秩序按区域安排进行重组；当这种重组秩序占据了城市空间后，一系列的亚文化群和行动模式就会在空间中被分割开来，尽管空间秩序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警察功能的介入却是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3]

尽管如此，在作为晚清新政改革内容之一的新式警察创建过程中，社区传统组织的功能仍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北京城为例，北京在“新政”前一直是个崇尚社会自我控制的城市，这种控制通过会馆、贸易行会、水会及家庭来规范个人，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警察只是当罪犯威胁公共安全时才出面维持秩序。^[4]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警察对社区空间的渗透与分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一些城市逐步引进了西方的卫生实验区，却使得城市生活的结构和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在十九世纪90年代，上海的外国租界就已意识到了公共卫生与政府作用的关系，开始依靠政府的力量加强所在地区的水源及食品供应等项目的检测。上海现代医疗区域形成的最早契机是，传教士发现每当霍乱袭来，在租界内的外国人（包括驻扎港口的军队）往往与中国人一样难以抵挡，死亡率很高。所以他们逐渐开始建立起一套卫生勘察系统，如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在1863年出版的《上海卫生》一书中，就曾寻求建构一个完整的地方气候学网络，以便维护健康。上海不仅成为验证欧洲“医疗气候学”理论的一个实验场，而且在租界人口中广泛推行了疾病类型学（nosology）中卫生隔离区的概念。^[5]

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在1910年以后的东北防疫期间，哈尔滨自发现第一个瘟疫病人后，在两个星期之内哈尔滨卫生行政机构就确立了一个观察和隔离的区域，把全城划分为八个卫生区（sanitary districts），在区域内迅速任命卫生官员，提供被传染商品的破坏补偿，准备用中文演讲的小册子，并从俄国邀请医疗救助。^[6]这反映出西方医疗体系对中国传统社区制度的渗透，已进入了所谓“制度化世界的殖民化”（institutional world is colonization）时期。^[7]20世纪20年代，北京在协和医院的帮助下建立了第一个卫生示范区，示范区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中国城市基层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日常节奏，也促使其空间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本文的研究就准备集中于卫生示范区的建立对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观念和行为的实际影响上。(www.xing528.com)

北京城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它是数朝古都，更在于其拥有三百六十行的民俗风情点缀于大街小巷，操办生死之事即是其中颇为繁忙的职业。传统意义上的生死控制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于接生婆和阴阳先生的手中，接生婆以个体的形式走街串巷，从事新生儿的接生工作，阴阳先生则通过特殊的技术确定葬仪举行的空间和时间，并负责验视死者的死因。在传统社区的氛围之中，出生与死亡都会导致特定时空中的仪式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会给家庭和周边社区的人群构成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会持续发生变化，因为孕妇的每一声苦痛的呼喊，新生儿的每一次呼吸，死者移灵的每一个步骤，都影响到周围人的心理变化和行为选择，进而从心理现象转化为文化现象。而“接生婆”和“阴阳生”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把生死的自然过程整合进社区网络之中，使之转化为一种可以为众人接受的社会程序。因为按照历史社会学的论断，孩子的出生是从母亲身体中脱离出来，这是个十分脆弱的运动过程，极易给周围的人造成持续的不安全感。马林诺夫斯基就曾指出：在西方社会中，怀孕被视为一种有害的状态，会“导致正常社会生活的中断”^[8]；而死亡更被作为“社会秩序的亵渎”（sacrilege against the social order）^[9]使常人唯恐避之而不及，死亡不仅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致命的一天，而且也提醒了我们社会制度与团体的脆弱性。可是也正因如此，死亡仪式也变成了创造新团体关系的机会。所以接生婆和阴阳先生在传统社区中充当的就不仅是某种专业技术人员的形象，而且具有重新协调社会秩序的功能。比如对于地方社会而言，接生婆并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形象，而且是使新生儿具备生存合法性的仪式的主持和实施者，阴阳先生的工作也不仅仅是简单地勘察风水，而是通过死亡仪式重新界定生者与死者的界限关系。

本文的研究证明，20年代西方卫生实验区在北京的建立比警察制度更有效地破坏了传统社区中有关生死的控制形式和传统观念，从而使接生婆和阴阳先生原有的公共形象（a public image）与专业认同（aprofessional identity）之间发生了紧张和错位。首先，在卫生示范区建立于原有社区之上后，“公共形象”优劣的权威标准不是由地方社会的传统成员加以认定，而是由国家体制控制下的医疗程序加以认定，这样就造成接生婆在原有社区内身份的变化。其次，产婆和阴阳生原有的“专业认同”的仪式功能发生了转换。“专业认同”不是由地方社区中的仪式界定所能垄断，而是国家通过医疗空间的控制，如卫生事务所网络的建立来为产婆的身份赋予新的内涵，这种内涵的依据即是现代医学中的产科接生技术。同时，国家通过产婆训练班和“阴阳生取缔章程”等措施不断扩大现代医疗技术与传统社区仪式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