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代论》中的内在紧张：《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反思与阐释

一般论者均认为，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就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进化史观”，并相当自觉地运用到对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晚年在游历欧洲以后，他却开始质疑科学万能的结论，珍视中国传统的价值，其史观转而趋向于“文化保守主义”。在这种完全基于线性发展观的分析方法中，梁启超的历史观被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阶段，甚至被置于“先进”和“保守”的僵化二分法框架中予以评断。本文以为，任公虽有“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之名，但其史观的形成和变化轨迹十分复杂，绝非仅仅用“进步”还是“保守”的二分对立框架所能轻易解释。其许多论点相互蕴含包容，呈交错重叠的状态。这种产生于内在紧张的表述方式从任公于20世纪的第一年（1901）所发表的文章《过渡时代论》中就已略显萌芽。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喻中国处于一种“过渡时代”，但“过渡时代”却有广义与狭义两层意思。广义的意思是，人类历史无时无刻不处于过渡状态，任公喻之为水波，前波后波相续不断，形成一股无止境的过渡之流，“一日不过渡，则人类或几息矣”^[1]。一般观点认为，梁启超所予以定位的所谓“过渡时代”，就是在中国面临自古未有的大变局时应无条件地按照西方模式演化的要求，把自己完全融入世界历史演进的潮流中，而使中国学术界成为阐释带有普遍意义的“进化史观”中的一个链条和组成部分。从其对过渡时代的广义表述中进行如此解读似乎合理。

不过，如果我们从狭义的角度继续研读此文，就会发现任公似乎并不是个绝对的乐观主义者，其语辞闪烁之间透露出了些许的犹疑。其犹疑的地方突出表现在如下的焦虑状态中，如果在现代进化的意义上极端地假定历史如奔腾不息的溪流直线地涌向一种刻意设计的目标，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溪流下沉积隆起的河床中那复杂多变的地质走向的作用呢？也许恰恰是这种地质走向在潜移默化地修正了溪流奔腾的方向。尽管河床淤积出的地质结构很可能是泥沙俱下，却也难说会不时筛选出金子。所以对“过渡时期”的理解就不单单包含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发展逻辑，而且也应为沉积和间断般的停顿预留出合理的解释空间。

且看任公对“过渡时期”的狭义定义：“就狭义言之，则一群之中，常有停顿与过渡之二时代，互起互优，波波相续体，是为过渡相，各波具足体，是为停顿相，于停顿时代，而膨胀力之现象显焉，于过渡时代，而发生力之现象显焉。”^[2]在狭义的定义中，任公又在不断行进的连续历史演进序列中加入了“停顿”这个要素，给人的印象是，历史不会像是机械的永动机那样一刻不停地把人类带入预知设计的未来，而是以断裂和连续两种态势交错滚动式地展现其演变的全貌的。“停顿相”是“具足体”，也应是“过渡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在任公的眼里，“停顿”和“具足”未必就一定起到负面的作用，而是作为过渡时代蓄积力量的准备阶段，“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3]即所谓“膨胀力”潜在的能量在积蓄，到了“过渡时代”才以“发生力”的形式喷薄而出。所以欧洲以往作为“过渡时代”焕发出了巨大的扩张能量，到了20世纪初则转入“具足”的阶段，而中国在“具足”状态延绵过久的情况下，理应生发出耀眼的光芒，步入迅猛奋进的辉煌时期。(www.xing528.com)

任公对过渡时代的狭义阐释说明他并没有过度迷信“过渡时代”作为进步象征的永久真确性，至少是还没有确立这种“过渡”的必然性质，一切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无论是政治、学问、道德还是社会。他说：“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辞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4]正是因为并没有把西方的变革经验视为历史的必然而设定为趋同的目标，所以梁启超特别强调“过渡时代”的别择性，因为“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5]。

就以上的表述而言，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梁启超对所谓“过渡时代”的理解是一种开放性的，并不完全是从中国传统无条件地走向西方的发展模式。如他认为人群只要进化，就必然处于过渡状态，否则就会处于停顿状态，就如水波一样波波相续。欧洲各国二百年来皆处于过渡时代，可到20世纪初就陷于停顿状态；中国数千年以来是停顿状态，20世纪初则是过渡时代。虽然任公强调“过渡时代”塑造“国民”的重要性，但以上所列的变化仍是开放式的，不可轻易解读为其变革思想是西方模式的追随者和翻版。但不应否认，梁启超对“过渡时代”的理解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感，即他一方面认定以西方为模式的进步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另一方面他又希图从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中找到突破西方中心史观的因素，从而为中国的变革找到适合自身演变的思路，这种内在紧张一直贯穿在其晚期对历史观的探索中，本文即是想以对梁启超“过渡期历史观”内在紧张感的诠释为出发点，重新勾勒出其晚年历史思想变化的曲线。并以此为基础，尝试提出具有当代特色的“过渡期历史观”，以区别于目前居主导地位的“转型期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