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近代模式：冲突与控制

要清楚地判定“国家”与“社会”在城市格局中的界域表现并非是件易事。因为这不仅意味着需清晰严密地梳理出一些兼及二者的庞杂历史要素，而且要使用一些非历史性的概念去定位这些要素，并反过来使之受到历史过程的检验。通观罗威廉第二本汉口专著中的诸多论域，我们大致可条述出三个层面的运思进路：其一是通过描述国家向社会的权利让渡来标示出“公域”的范围；其二是城市周围频起的外力冲击浪潮构成的压力效应所导致的汉口内部各阶层的分化与聚合；其三是精英作用的变化。

从城市空间（urban space）的变迁来看，在西方城市的型构模式传入中国并在上海发生效力之前，中国城市适合于前资本主义与前工业化的模式，它们缺乏一个独立清晰的“中心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土地使用的一体化等级制度。相反，城市空间结构经常被作为类似“细胞”的系统而加以定位，这些“细胞”被个体贸易网络分割为许多商业区，并和一些居民区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如汉口在一些重要方面已颇适宜于资本主义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和土地价值分配，它的一体化的有序空间结构已与古典类型的中国城市相去甚远。从历史的观点看，有证据表明，汉口长途贸易的大幅度增强，大规模的商行、财政体制和组织化的商业网络的出现，地方都市化的持续演进和城市文化的发展（包括相当于西欧小酒馆和咖啡屋的茶馆制度），印刷工业的急剧拓进，世俗流行文化等的崛起都提供了一种批评运作的空间和氛围。由于十九世纪的汉口在城市服务系统和社会福利领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罗威廉认为完全可以用“公共领域”的出现概述这种现象，因为在一定范围内而言，这是直接的国家动议权在社会需要的措施条款方面迅步撤出的结果。面对一些新的社会需要和都市的复杂性，社会力量的回应比官方可能更加灵活。核心官僚的作用而对社会能动主义（social activism）的崛起基本上是非直接的。国家机构的功能大部分局限于对地方力量发起的计划实行庇护上，或者为这些动议提供协作，并负责平衡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

当然，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限如何界定仍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例如所谓汉口公善局的运作就特别能表现出官方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公善局的地方资源来自于汉口私人善堂，它的财政来自于商人捐献，其运转也部分由“善堂”（如“存仁堂”）支配。另一方面，它又不像其他善堂是作为“堂”出现的，它还有“局”的功能，即负有政府职责，比如支持寡妇和孤儿；它也往往由汉口道台统辖的育婴堂直接设置，资金也由道台个人捐献。尽管如此，太平天国以后国家已经退出对城市人口直接提供福利服务的事务领域。比如汉口的福利组织明显地扩大了施舍范围，已不局限于孤儿寡妇等群体类别，有的学者甚至夸大说，中国社会能够提供类似于近代国家从摇篮到墓地的所有支持。在此过程中，政府赞助的福利设施逐渐遭到废弃，它们已经为建立于地方动议基础之上的一些机构所代替，比如救火就是地方社会承担其自身救助功能的一个例子。虽然有些地区的救火行动仍需地方政府授权，但救火在汉口确实越来越独立于官方的影响。居民救火组织之间的日益协作，清晰反映出了城市意识和团体精神以及自治性公共领域的增长。汉口城市发展的又一趋势是，福利赞助从一种个人的慈善行为转向出于公益目的的非个人的形式，例如盐商对书院学堂的赞助反映了利益集团的互动关系。汉口公众教育的财力支持是自助性的，大多来源于盐商精英阶层，盐是人们每日消费的食物，盐商对教育的捐助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不仅是武汉而且是由湖广盐区的消费人口来承担的。^[4]这些变化自然得益于“公共”（public）而非“官方”（authority）领域的拓展。

需要特意申明的是，国家干预权向社会领域的让渡与城市外力冲突和内部控制之间的张力表现形式有密切关联。汉口既为枢纽通衢之地，又为晚清各路兵家争锋的热点，所以暴力攻伐现象层出迭现。罗威廉在书中的结论性部分曾经指出，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在特征上最不同的地方即在于其中存在着独特的底层居民的普遍抗拒行为和暴力冲突模式，只不过这种模式并非一定起着负面的作用。他引述E.P.Thompson等人的话，认为通过违反秩序、犯罪来唤起团体的感情，对维系和复兴公共凝聚力是有贡献的，也许是健康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关键在于有一个调适与遏制暴力侵袭的有效模式，以及和解妥协的习惯和高度的城市团体制度化的观念。汉口在太平天国以后犯罪率的上升一方面可说是底层阶级崛起的标志，另一方面对犯罪趋势的有意识引导却创造和维护了城市秩序的和谐，整个冲突与控制的过程都不是在国家指导下完成的，而是在地方社会自身中创始和运作的，因为国家对自治水平上的公共聚集方式素持一种矛盾的心理。

因缘于此，一些变化表现在近代形态的城市警力系统的进展上。十九世纪汉口安全人员的专业化已经开始实施，并实现了从居民保长轮流志愿服务式的保甲功能向专业化职事功能的转变。与之相关的步骤是，一个自治地区雇佣、训练、任命、部署和轮换的警察力量已趋于“科层制化”（bureaucratization），完备的警力系统最初出现于1900年，是在外国军事力量占领和日本的影响下才出现的，而萌芽却源于十九世纪晚期。问题在于，警力系统的“科层制化”为什么偏偏出现于这个时期。按照罗威廉的意见，这一时期外界冲击的力度恰恰与汉口人民对“秩序”的切肤感受与要求相吻合，这一方面固然是商业资本主义对地区间贸易的控制延伸到城市安全系统中的结果，把这种要求系统化是作为源自于城市人口的社会和经济成功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某种制度化程序协调维系社会和谐以抗衡外力的侵袭。与之相应的例子是地方社团的勃兴与自治能力的加强，也是部分与帝国官僚制效率的衰落有关，部分是对供水、火灾及普遍持续之军事威胁的反映。(www.xing528.com)

十九世纪汉口城市社团，几乎不是建基于每个社团成员之间利益的完全一致性基础之上的，但是它建立于具有包容与灵活性的社会一致（公论）的基础之上。这种一致性（consensus）不仅承认儒学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家庭价值，以及坚持商业行为和邻里关系的最基本标准，而且对普遍民生表现出了深深的关注。^[5]在汉口城市安全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自我防御系统如救火队、夜巡人和保甲等的完善也反映了“一致性”的作用，即对外来人的威胁之下的一种凝聚状态，成为一致性的有力武器。在此情况下，社团意识（community sense）通过汉口方言的同一性，词汇运用的地方主义特色和城市自筑城墙的形象化符号在太平天国时期死难者所修之城市祭坛中体现出来。

与早期近代的西方城市一样，汉口进化模式关涉一个日益复杂和流动的阶级结构的变化，老的精英集团受到新的经济精英的挑战与参与，地方的一体化网络也是由于城市精英的社会行动模式发生作用才得以加强的。在城市空间中所谓“一致性”的存在也许意味着文化霸权在精英集团中的成功运作。对话语（discourse）的控制为的是使从属的下级团体被参与维持一个符号领域（symbolic universe）以使其统治成为合法化。^[6]由此可知，汉口城市精神（urban mentality）的形成与精英构成及其控制话语的变化实相关联。

概而言之，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这种权益让渡方式往往是外界施压或曰冲突与控制的作用结果，“精英”构成的变化虽然重要，但其作用似乎已退居次席。下面我们就来简要地讨论和验证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