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防疫行为：治疗效果不容置疑

“瘟疫”发生与普通疾病不同，普通病症颇可借医生妙手，药到病除。个体病痛与否如不传染，基本可与他人无涉。然瘟疫一起，则仿佛好大一片天空都被毒魔吞噬笼罩，毒气四溢之际，人人惶惶自危，常常闹得昏云惨雾，天地玄黄，为之色变。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的防疫行为从来都不是以个体行动的形式出现的，每当毒雾弥散之际，四处剿杀追逐病毒，强行区隔正常与非常之人的宏大场面，就极易演变成一种相当壮观而又规训严整的医疗群体表演。“防疫”与“避疫”也就不可能单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仅仅与局部的个体病人发生关系，而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形态密切相关。

自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在学术界传统的学科划分中，“医疗史”与“社会史”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领域。“医疗史”研究的对象往往只限于对属于医疗范围本身的疾病发生和诊治过程予以关注，如疾病作为医学认知对象所产生的观念性演变，以及治疗技术的替代性演进过程等等。在这种“自闭式”的叙述中，如果要想与其他学科硬扯上什么关联的话，那么顶多是在相当粗糙的相关文化背景的意义上探讨不同的医疗技术是如何发生碰撞与传播的。但同时我们却又往往看不到这种医疗技术的冲突是如何在不同社会的活生生人群中发生变异作用而播散开来的。传统“社会史”研究同样不把“医疗”现象纳入考量范围，仿佛与“医疗史”界达成了某种默契，有意不侵犯其固守已久的地盘。

其实，在中国传统地方社会的认知框架中，“医疗”恰恰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被对待的，例如在传统地方社区面临瘟疫传播的威胁时，施医治病往往就是社会化的慈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根本无法独立出来。“医疗”过程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程序被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加以观察，恰恰是现代科学眼光审视下发生的一个后果。可是如果我们仅仅用后人形成的所谓“科学眼光”来看待弥漫于“社会”之中而熏染出来的中国“医疗”观，自然常常会觉得荒诞不经，难以苟同，从而把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医疗”现象与国人同样植根于如此情境中看待世界的方式分离开来，形成了相当单调的判别标准。(www.xing528.com)

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如果回到中国历史的现场中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许多医疗现象的出现不但是文化环境的产物，而且其治疗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行为。比如中国农村中长期存在的我称之为“准疾病状态”的现象，这种状态的表现是病人发作时的临床症状根本无法通过中西医的任何正常诊疗手段加以治愈，而必须求助于被传统与现代医学排斥的文化仪式行为如画符、祭祀、做法等方式予以解决。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行为显示出的治疗效果有时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这时，纯粹的科学解释就会显得极为苍白无力。更为重要的是，当疾病作为个别现象存在于个体病人身上时，完全可以通过施医送药的纯粹医疗途径予以对待，可当某种疾病以大规模瘟疫传播蔓延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时，我们立刻会感觉到，对付弥散在各类人群中肆虐横行的病菌已不仅仅是所谓医治病症本身是否有效的问题，更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应对策略是否能快速见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