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批评：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

以上我们追究的“常识性批判”方式是以识字为依据的，目前学术界尚流行另外一种常识性批评策略，这一批评取向往往以个人经验为原点，把对某种信念的应然诉求与实际研究中所应采取的价值中立立场混同起来，作为判断学术研究优劣的根据。比如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由于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那么任何属于西方“后现代”范围的方法观点在中国都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有碍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现代化的应然认同这种已相当泛化的“常识性态度”，不但被表述为政治乃至个人的诉求，而且成为衡量学术合理性的唯一标尺。在这一标尺的裁量下，像《怀柔远人》这样采取“后现代”视角的著作，自然会遭到激烈的批评。这次倒不是因为“不识字”，而是书中所运用的方法违背了“现代化义理”。

如何看待“后现代”显然是个大而无当的问题，在西方，支撑“后现代”话语的理论背景也十分复杂，可是落实到历史研究的具体层面，“后现代”的取向其实相当简单，其目的就是试图把研究的场景移出受“现代主义”（presentism）意识形态熏染过久的整体认知框架，而力图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上发言，或倾听他们的声音。比如对中国妇女缠足问题的研究，“缠足现象”按现代化的历史标准衡量，早已被确认为是丑陋落后的符号象征。可是在“后现代”的视野里，反缠足运动有可能是现代化程序实施的一个理性结果。然而他们敏锐地发现，反缠足运动发起之初完全是由男人策划设计的，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男人运动，而女性自己的声音却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被彻底湮没了。我们不禁要问，作为缠足对象的妇女到底是怎样感受和认知这一现象的？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语境中，“缠足”向来是被当作审美性行为而被叙说着，也许现代化论者们会辩解说，“缠足”审美性的发生也是男人权力话语塑造的结果，不过这一在现代性框架支配下的判断不一定有充分的证据，因为持有现代化合理性的立场反而极有可能遮蔽妇女当事人自己的声音。“后现代”方法就是要复原和发掘这些被遮蔽的声音，其合理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我想当年福柯解构现代叙事的深意也就在于此。福柯肯定已意识到，如果历史故事只能按现代化叙事程序包装成标准产品，历史将变得索然无味，这条包装流水线建构出的话语霸权，会使得历史中出现的多元合唱曲谱被压缩成单调的独角戏剧本。

需要申明的是，对“缠足”妇女当事人感受的追踪，并不表示研究者就赞同缠足这一社会行为，而是重构历史的一种策略，而我们往往误解为是一种反现代化情绪的表述。当然，也有一些“后现代”的研究著作如高彦颐在《闺塾师》中对17世纪江南妇女所进行的女性主义视角的观察，就是预先设定“五四”所昭示的妇女被压迫的历史情景是虚构的政治神话，内中包含着相当明显的反现代化立场。但是就其“后现代”的研究策略而言，其对妇女社会生活细致准确的把握能力，仍可弥补现代化男性视角观察的不足。

对“后现代”研究方法予以同情性的了解，就是要试图把现代性附加于我们身上的支配痕迹与历史原有的痕迹区分开来，这不是说要在抱有复原历史希望的同时，放弃自己现代化的立场，而是把个人的现代性经验放在历史的具体场景中重新加以验证，如能运用得当，“后现代”理论无疑会给中国学术界带来巨大冲击，这与文学界某些“后学”票友们的即兴“玩票”姿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后现代”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企图用历史考古的眼光去解构由现代化的逻辑创构出来的群体经验，特别是从某些个人经验出发拼接起来的“群体经验”，依凭如此的解构方式，我们可以对许多现代性问题重新发问。比如我们可以设问：对“文化大革命”痛苦的反思为什么总是超越不了个人痛苦的层面？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痛苦”都是虚构的，但问题是我们如何超越这种痛苦的感受语境？有些中国学者长期满足和局囿于个人经验的价值评判，而没有在多元历史的考古层面定位这种评判的合理性标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基本上是基于现代价值理性支持的个人痛苦的咀嚼式直观反应，而要复原众多历史人物的体验，恰恰需要与个人的痛苦表述保持“间距感”，这就是“后现代”方法有可能做出的启示和贡献。(www.xing528.com)

目前，中国学者在面临“后现代”的挑战时，很少能从学理上反思其优劣，而是急于标示出其反现代化的立场，然后予以抨击。其实，从论域上而言，“后现代性”问题是与现代化问题纠结在一起的，二者很难严格加以区分，然而有些学者却仍是把对现代化的应然诉求与学术问题中某些策略的有效运用，包括后现代方法的运用价值混淆起来，仿佛采取了后现代的视角，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贴上“后现代主义者”的标签，这个人自然就无可救药地成为一个反现代化论者，就会自绝于奔向小康大道的中国人民。这种“站队心理”成为90年代“主义”标签爆炸横飞的最佳表征。

基于现代化情结的“常识性批评”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把对现代化的应然诉求通过个人经验予以“信念化”，并以此为标准裁定其他学术理念的合法性。由此而观，现代化论就仿佛变成了学者占据知识领域优位的身份证，采取现代化立场和是否用现代化论分析研究变成了同一个常识性问题，包括成为衡量一个学者是否站错队的标志。这样一来，对现代化的信念认同往往使之忽略许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问题，仅就中国历史而言，我们一直沉迷于对现代化过程凯歌行进的合理化描述中，而没有打算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细腻冲突予以关注，所以中国近代史的图像显得那样苍白单调，变成了干巴巴的几条线索。“后现代”把历史碎片化后尝试构造出的新颖图像，虽然仍使人觉得多有疑点，但落实到具体的细节研究则无疑会校正及丰富被现代化叙事扭曲的历史图景，同时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后现代”观念持同样激烈批评的态度。

本文不是一篇何伟亚观点的辩护词，也未专门讨论《怀柔远人》中的观点，这并不说明作者就完全同意其中“后现代”的理论预设。本文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学界摒弃虚骄的“乾嘉心态”，正视当代思潮中所隐蔽的核心论域，而不是以常识批判为名回避实质性问题的交锋和讨论，在90年代流行“主义”和泡沫思想的时尚里，我愿重申那始终不合时尚的观点：谈“规范”比谈“主义”要难，比急于“站队”要难，这个盛产文化明星的喧嚣时代始终需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默默耕耘和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