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批评方法进化，强调常识性批判的权力

颇堪玩味的是，在中国传统史学脉络中，这大概属于一种典型的“常识性”批评方法，特别是清朝乾嘉以来，是否识字变成迈入学问之境的基本阶梯，因为“识字”既是明晰“义理”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故学问之径向来有“尊德性”（重义理）与“道问学”（重识字）之分，而且在清初以后，“道问学”取向大有垄断学坛之势，思想史也随之形成了一种新的内在转向。自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以来，以“识字”为先的传统迅速从经学弥漫至史学，并内化为一种带有根基性的批评方法。然而识字与阐发义理之辨在学术传承谱系中虽屡有消长，却基本属于治学态度的选择，二者之别无分优劣，具有中性色彩。可是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中，“识字”的常识性批评却具有了某种权力支配的意味，从而在强调其话语力量的同时，有可能遮蔽乃至封杀极富创见之研究的申辩和伸张观点的权利。比如这次我们对待何伟亚的态度就是如此简单，你连“字”都不识，义理层面上的东西根本就免谈，话外音就是，只要老外识字功夫不够，无论你的著作在更高的理论层面是否有所创设和突破，一辈子也顶多是个“小儒”而已。以乾嘉时期识字功夫聊以自慰的虚骄心态，变成了学术界长期拒斥或悬置西方研究成果的一副挡箭牌。

这种虚骄心态的产生自然有其复杂的原因，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单就近因而言，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呈两极摇摆态势有关。进入80年代，中国学术界忽然发现，以往史学与哲学的结构化叙事，逐步使“人”落入了决定论的陷阱，对人的一切活动的描述似乎仅仅是被动性地置于预设的线性目的论框架之中，进而厌倦了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政治叙说，港台话语中强调文化内在解释的观点被大量移植和模仿，并迅速成为一大景观，正是此类转折心态的反映。港台话语的典范特征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决定论”，如当代新儒家所刻意强调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异质性，及其在现代性转折中的作用，其实与西方现代化论者对中国文化的定位是一致的，无论这种取向是否有与西方合谋之嫌，它都已确定无疑地成为“东方主义”叙事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

港台话语中的“史学派”并不认同新儒学对儒学精神和中国文明所作出的本质性规定，而是把“文化”还原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成过程。但是，如此明确的历史主义态度往往限于表现思想史内部的诠释效果，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这种态度发生的特定语境。如余英时在阐释“知识分子”的产生过程时所表示的：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则是现代一般观念中对于“士”所持的一种社会属性决定论。今天中外学人往往视“士”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读罢这段话我们会发现，由这一进路返归的思想史方向，由于过于强调对“社会属性论”的纠偏效果，结果对知识分子身份作出了非历史性的解释，即由于过多地强调“士”所持守的“良知”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正当性，从而不知不觉把自己划归进了新儒家的队列。另一方面，史学研究也相应从关注外部因素的社会经济史传统被纳入“内部解释”的循环圈中。在这一循环圈中，思想史的任何演变几乎都可以从“国学”自身演进的脉络中寻找答案。大陆学术界当年热热闹闹地向“文化”彼岸的摆渡，正是舶运这种合流意识的结果，以至于我们总有理由站在国学的立场上对不识字或识不好字的外国人说“不”，以掩饰自身缺乏具有世界性问题意识的困境。(www.xing528.com)

奇怪的是，当大陆学术界与港台意识正急迫地合流汇入“东方主义”旋律中时，西方汉学界却在不断调校着观察中国的视角，其主要特征是认定，“文化”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由文本负载的思想形式，如抽象化的儒家思想，而是应作为物质化的表现形式被关注，如“文化”可能是时间使用的模式，可能是身体的位置、服饰表征和公共雕塑，如果这样界定，“文化”就可能处于吉登斯所说的“使动—被动”的中间状态。何伟亚在美国Positions杂志上发表的—篇追溯和批评美国汉学界研究方法的文章中，就试图摆脱中国“朝贡体系”由“文化”设计决定的陈旧观念，而把它放在更开阔的背景下进行观察。何伟亚曾经批评费正清受帕森斯和韦伯的影响，把中国社会构造成一个单纯由精英控制的社会，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精英对一些文化符号观念的再生产可以直接关联到对外政策的构造层次，并决定其走向。“文化”在这里被视为是与“贸易”“法律”等纠合在一起的因素，并规定其运作的方式。后来美国中国学界盛行的“地区史研究”，就是要尝试把“文化”剥离出整体论的脉络，重新进行具体的定位。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观点并不新鲜，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界早已摆脱了“文化决定论”的模式，力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寻求历史变迁的复杂原因。如果披览现代史学演变的曲折轨迹，发轫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确实为中国史学的结构化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其研究方法及进程大有超越以国学视角为基础的“内部解释”和建构于文化想象范式之上的“东方主义”猎奇取向的态势，可惜这一取向被庸俗化之后，古史研究就被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式的图解，并一度出现“五朵金花”（即集中于“中国封建社会起源于何时”“资本主义萌芽”等五个论题的讨论）代替满园芬芳的局面。就在此时，我们中国人也照样陷于假问题而不知，闹出过“不识字”的笑话，如不知“封建”二字之真义，使得反复揣摩“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么长？”这个假问题时所渡过的漫长岁月变得没有什么知识增量的意义。话虽如此，这个账却不能完全算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头上，我们显然不能把“庸俗化”的责任都推到从涂尔干、马克思到韦伯、福柯对社会制度运行的出色研究上，中国史学界需要摒弃的是两极化的立场，否则在反思庸俗化经济史观的同时，会一不留神把社会理论这个大盆里的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也许在泼掉这盆水后，他们才终于会在重新穿起“国学”长袍的一刹那，为自古即有的“常识性批判”找到一个最好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