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理论：将中国革命融入民主自由演进昨日与今日

肖：中层理论，假如它真正从理论角度，从学科角度，将自足性呈现出来，它就隐含有政治价值诉求，隐含有“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和“个体自由”的问题。回到史学常识，回到历史真实，这能与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建立某种关联。我个人认为，实践哲学是在哈耶克那里完成的。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把它理解成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只要有一个主观因素能够控制或者计划整个社会，就不能说社会进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实践观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仅此而已，既没说必然由谁来认识，也没说认识的标准必然是什么。某一人或某一政党宣布自己认识了真理，这和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可以认识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可以认识”不等于“必然认识”，认识的程度也有规定。我曾经发现在马克思那儿，经验主义传统很浓，但是在后来者那儿就变成了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和唯意志主义是一个概念，是理智的直接建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全能政权的合法性往往是这样确立起来的。马克思的著作都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就像历史本身。但是我们很多人不读马克思的书，而且也不懂马克思一些定义的方式，比如说物质决定意识但受意识反映。一旦物质必须通过意识来反映，那么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物质怎样决定意识？物质本身是什么状态？我们所认识到的物质必须通过意识的建构，否则不可能对物质有认识。从这个定义我们完全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认识到的物质只有可能是由我们的意识建构起来的“物质”概念。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一样，可能成为一个积极性的概念，也可能成为消极性概念。它具一种规范功能，规范你不断地去追求真实，时刻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主观建构。这个是必要的，没有这个意识不行。正因为如此，没有人说这是我任意解释出来的，要有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不会说我所把握的事实虽然不是这样的，但我就要这么说。没有人这么去说。所以马克思的物质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中层理论就是把这些思想在具体的研究中全面反映出来。

杨：这里涉及，做历史要干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就历史学目前的功能来说，大致分几点：第一种基本上是客观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它追求真相，追求客观的对象；第二种，历史是一种教化，是政治的诠释工具，论证某种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第三种，历史是一种游戏，或者说一种审美的，一种个性化、个体化的存在方式，个人表达的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历史能不能使我们提高对现实的一些现象的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

肖：批判的和教化的很难区分。批判是下层“教化”上层，教化是上层教化下层。

杨：我比较赞同一种中庸的立场。当然审美的、游戏的、自由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这没得说。我自己也采取这种立场，但我比较赞赏的是让历史学具有反思现实、观照现实的一种能力。不论是个人也好，人群也好，通过观照、反思现实的能力的提高，能对现有秩序的转换改造和社会整个转型，包括中国人自身的生活状态，形成有影响的一套规则、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新社会史最优先要做的一个工作，是如何摆脱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这两种模式。

肖：从革命动员的角度看，革命史观是很有效的一个理论体系。如果要建立起新的描述框架，就应该把革命史观包含进来。这就像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从自由主义，从一个保守的自由角度来理解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不考虑沟通，完全采用否定的方式，你这个自由主义肯定是激进的自由主义。一切激进主义都有一个根本特点：把可能诞生非激进的，变成仅仅诞生激进的相互替换。因此，我就考虑如何把“中国革命”概念纳入到民主自由的演进描述中来。

实际上具有“个人自由”和“个体主权”意识的知识分子，考察任何历史事物，首先发现的往往是个体事物本身的自足性和主权性，是从下至上的生成关系。如果将这命名为“自由化史观”，那么其显在的典型形态就是阿克顿的《自由史论》，它把历史看作自由积累和演进的过程。而对于崇尚威权的知识分子特别容易从历史事物中发现从上至下的威权关系。对于后者，没有全能威权的存在，秩序是无法想象的；对于前者，从下至上生成的社会关系，不仅能维持可持续秩序，而且能保障个人自由，而全能威权只能维持一时的秩序，并且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当然具备“自由化”史观的历史学家也容易遮蔽革命史观容易发现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使自由化史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而且其对象是整个历史，而不仅仅是自由社会时期的历史。它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描述，把所有的历史呈现为自由积累和演进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就是“（个人）自由目的论史观”，当然名称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再描述”在不歪曲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合理性呈现和解释，将人类历史中发展个人自由的一切智慧和技术集中起来，其中包括对自由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使全部历史成为关于个人自由的论证全书和指导全书。假使如此，“自由化史观”该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观呢？

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革命的手段，包括它怎么样成为一种合法性资源，如何转化为行为控制的手段，还有这个话语如何在被普遍的接受之后，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我觉得都是需要研究的。

肖：我们需要对两个传统进行再描述：一个是中国古代传统，它要解决的是近一百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妖魔化问题；一个是1840年以来中国的革命传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传统。我们是采取批判的价值立场，还是采取再描述的技术立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任何历史都有善恶两面，把善的一面串起来，才可能把恶的一面压制下去。如果不是把善的一面，而是把恶的一面串起来，那就太可怕了。我经常对人讲，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找到一万种恶，社会主义国家也能从资本主义国家找到一万种恶。我们一直是这样过来的。现在仔细看来，它们互相找到的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完全的歪曲。现代人到古代社会找一万种恶，太简单了；而古代人假如可以在今天的社会找一万种恶，也是不难的。古代妇女裹脚跟现在的美容，哪个残忍啊？如果把“美容”的社会机制研究清楚，肯定很能揭示现代社会许多隐蔽的内在机制。在美容的恶性循环的机制下，最后出现迈克尔·杰克逊的美容事件，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一个把歌唱得那么好听的人，就是因为美容的社会机制就搞成这个样子。那是美的毁灭啊！我们必须形成这样一种观念：找对方的恶，并不构成对自己的正当性的论证；应该在对方善的基础上讨论自己的正当性，建立一个在对方善的基础上论证自己的正当性的机制，使它成为更具有包容性和生长性的善。把自己的正当性建立在批判对方恶的基础上，那是社会没有积累、没有发展的表现。只有在善的基础上，才可能积累。如果将自己的正当性建立在对方的恶的基础上，那么历史的进程就是一个“恶”的替换史，那就是“恶”无宁日。美国宪法采用修正案的方式。补漏洞的方式是社会进步最好的方式之一，可以采取通过补漏洞的方式补充正当性。漏洞都补了，当然就好了。过去强调治本，我觉得治本的思路是刻舟求剑。只有在众令发由一人或一处的社会，才会提出“求本”的思路。中国的治本体制与目前中国的政权体制是相关的。所有人都必须朝一个方向走，“本”与“方向”就太重要了。(www.xing528.com)

因此如果不能把近百年历史看作是一个延续的过程，那是很荒谬的。我就把这一百年界定为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这一百年，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取得了很多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现在如何把这个话语转换？我曾提出在中国搞“思想试验”，即把中国人所选择的东西都当作中国人的主张，先不看它的外来性，先把它们串起来，这就构成中国百年思想的进程，就容易发现中国百年思想的全部关联。这些选择在中国近一百年一直在流动，我们先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来再看它的外来性，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把这两个问题分开，否则就发现不了中国问题整个演化的过程。

另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描述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专家肖公权比较强调相权对皇权的制约；余英时比较看重宋代的相权之争，比较强调儒家的君子观念对皇权的制约，认为儒家要求显帝应该是君子，是对皇帝的制约，而儒家关于君子的规定也基本符合民主时代对领导人的要求。张鸣也指出，在古代县官下乡属于扰民。因此，中国没有铁板一块的古代。其实“大一统”观念是后来才有的。这一百年来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全部妖魔化了，要把它揭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清清爽爽地“回到”过去，研究过去。

杨：《中国古代政治之得失》说人们有一个幻觉，就是好像中国的皇权是大一统的，完全是一种专制集权，没有分权的任何迹象。他认为其实在早期，相权就已经分下去。后来才慢慢有点集权，但是皇帝自身还是不能一人说了算。整个感觉跟过去所学到的完全不一样。

肖：在中国历史上，皇权真正发生作用的时间有多少呢？人们好像没有统计过。我觉得历史应该重新描述。历史嘛，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遗忘。把历史全记住，那太可怕了。我们现在正处在只有一些痛苦的记忆中。中国历史居然不成为“连续性的历史”，中国文化居然不成为“（连续性的）文化”，中国人居然没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历史学要把痛苦的记忆转化成指向光明的智慧。

（肖自强整理，杨念群阅改）

【注释】

[1]本文是与《中华读书报》记者肖自强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