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空间与同质空间的交合与重叠

肖：根据我的阅读和理解，你认为，在西方社会，存在两个解释路向。这两个路向都是要摆脱的。第一个路向就是，在“中央”（上层）与“地方”（下层），或者说“整体”与“部分”“核心”与“边缘”之间，以前者为中心和出发点，对后者产生一个结构化的解释过程。另一个路向就是以后者为中心和出发点，对前者展开一个扩张性的解释过程。这样一来，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只是它们的总体框架。革命史观存在“中国中心论”和“下层中心论”，换言之，是边缘对中心的扩张、下层对上层的扩张，而现代化史观是“西方中心论”和“上层中心论”，或者说中心对边缘的结构化，上层对下层的结构化。而对于“新社会史”来说，面临的是四个东西：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结构化和扩张性，每两个都可能构成一组描述，一个对立。“新社会史”对这四个东西都要进行一定的考虑和综合。因此你要走第三条道路：把它们综合进来。这时你就提出“中层理论”。在理论上，“中层”这个概念有可能是“重叠”的意思，也可能是“交叉”的意思，也许更是一个具有隔离性质和缓冲功能的“过渡段”；当然“重叠”或者“交叉”和“过渡”它们自身还存在着多种形式。

杨：我觉得新社会史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呈现下层和上层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和什么样的环节上建立起它们合理的对话关系，这个对话关系又如何返回到现实中去。这个承担对话关系的环节，在我看来，就是中层理论所要研究的“中层”，也就是重建下层历史。比如说，中国现有的社会转型的国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不把地方社会的资源当作一种资源加以合理性利用。历史学的基本功用首先就是恢复和呈现这些地方资源的合理性，使它们转化到社会转型的现实中。

这在《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里有许多例子。比如王铭铭提到一个边界重设的问题，他力图避免宏大叙事对现有地方边界的摧毁，同时又避免太过于自恋“地方自治”，把自治边界跟上层的所谓国家严格区分开来。他强调的是一个空间问题，就是说在一个固定而比较传统的空间里如何转换资源。也可以说是将它还原到一个未被赋予特殊功能的特定场域，考察它做了什么，它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涉及空间问题。在原有的空间秩序上，有哪些因素改变了空间排列组合，哪些因素被现有空间所排斥。这里不提中西，不提东方西方。我只是强调异质空间跟同质空间之间的交合和重叠的作用。它有排斥，有同化，也有改造，有转换。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记忆问题。记忆问题为什么变得很重要？景军研究曲阜的孔庙发展到甘肃是怎么被改造成有所不同的问题。这个庙经过一番重修，重建之后很多牌位发生变动，于是人们原来记忆的崇拜可能发生变化。根据族谱或者口述、访谈等，重新进行排列。排列的过程，实际是历史记忆被重新组合。

肖：从刚才的分析来看，“空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核心范畴。“社会记忆”也隶属于这个范畴。这是在空间里把握时间，在时间里肯定空间，而不像过去我们研究“规律”。什么是规律？对下一步的下一步进行猜测是线性思维，只有线性历史观才可能有总体性的下一步。因此，“规律”是在时间里否定空间。要把社会学运用到历史学领域里面来，因为社会学是研究空间“秩序”的。如果是在空间中把握时间，就很难线性地推测下一步，因为它是一个“合力”概念。空间概念绝对是合力概念。空间是由一系列边界构成。每个边界领域有自身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不是我们过去谈的“相对独立性”，它是一个“非常”的独立性。现有的辩证法把它的独立性全淹没掉了。

我觉得把“空间”概念做足，“新社会史”叙事就成功了，隐含在里面的“价值”也就出来了。但是关键的是，用空间去把握时间有一定的难度。时间，我们都清楚，是单线条的。虽然我们假设很多可能，但是好像没有提出什么可靠性出来。明天就是明天，今天就是今天。按照规律，从今天推到明天，只能是线性的。按照规律，中国的发展只能归到一个模式上去。而“中层”本身包含很多东西：高层是最高点，中层是位于中间的一系列点，空间概念和中层概念使这些点都具备自身的终极性。在价值和主权上，这种终极性不受其他任何约束，是自足的。即使接受影响也是选择性或者契约性“接受”，而不是被迫性接受。它是一个选择主体，而不是纯粹接受主体。我最近在思考“主体”这个概念时，就发现20世纪80年代少一个东西，就是权利概念。很多人研究到了认知的主体性、意识的主体性等，就少一个东西——权利的主体性、权利的优先性。这是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漏洞。假如把“权利”概念赋予“主体性”，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就可以把“主体性”概念重新捡起来。

这样就进入“分权”和“主权”中。电影《第一滴血》给我很大的启发。国民军到地方去抓嫌疑犯，必须由当地警长邀请并服从警长指挥。这就把权力分化了。后来我阅读《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概念》《论美国民主》等书，就产生一系列分化和分权的概念。假如一个公民能在宗教上参加A团体，在文化上参加B团体，在政治上参加C团体，在娱乐上参加D团体……而宗教团体、文化团体、政治团体和娱乐团体等又是一种多元格局，每个公民具有相当的选择空间和结社权利。这是一个理想国。但是美国社会有这个倾向，它不把它们混杂在一起。宗教机制、政治机制、文化机制等是不同的，不能混在一起。这是一种社会分化，也是社会个体化的彻底化，也就是个人作为个人存在。权力分化了，每一种社会团体和社会方面都有自己的权力终极。

杨：这恰恰是历史学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原来中国社会可能会存在你所说的这种所谓的底层民间团体。它们在化解一系列基层矛盾、维持地方秩序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细胞终端的作用。摧毁——把空间的东西转化成一个线性单位——之后，所有的空间都在维护着线性单位所表达的终端的愿望，最后连作为线性单位的空间也全部被消解掉了，地方的各种不同愿望找不到一个表达场所。(www.xing528.com)

肖：我刚才说的很多东西都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现代政治哲学已经把法律、伦理放进去。法律里的权利观念、政治里的权力观念、伦理学的善恶观念都综合到政治哲学里去。假如政治哲学给新社会史叙事建构一个价值体系，社会学给其打造中层和空间概念，再用历史学的基本功夫把材料做活的呈现，最后请哲学帮助做好范式塑造和迁升，那么这个历史研究就升华了，新社会史“叙事”也就圆满，也就转化为新社会史“观”了，“中层”本身也就成为一个自足的东西。这样，把中层理论作为操作层面的理论出台，就有苗头了。中层理论现在有了帽子，脚也找到了，就少个身子。

杨：可能以后中层理论需要探讨的就是：一个是操作，一个是兼容，即怎么把当代的一些问题容纳到讨论之中。现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些思潮的东西，是不是要把它容纳到框架里面，作为一个背景来讨论？

肖：历史学家如果缺乏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审视，就很难进入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社会史以及后来的新儒家，特别是在余英时提出游魂说以后，都关注到中层和下层。下层是通过中层来关心的。我曾经说，社会人类学在中国很有意义，可以和新儒家合作，因为社会人类学能发现民间保留的儒家文化，这很值得呈现。中国现在的政治学和法学也在关注地方性资源。其实，仅有下层的和高层的、微观的和宏观的，其结果只能是双方都被架空。所以说综合起来看，中国很多理论和学科都发展到呼唤中层理论这一步。

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很多方面缺乏争论。对自由宪政来说，中层理论研究可以提供很丰富的资源。中国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给自由宪政建设提供足够的学术经验。光讲自由主义还不行，还得让人民接受。美国宪法是一个州一个州通过的。因此，还得把自由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打通，自由主义就缺乏足够的接受视域。

杨：这牵涉到资源共享、互用的问题。现在许多研究好像仅仅是立场的对立，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也需要一种整合，看能不能通过一种渠道来整合。一定要从历史学本身入手，因为历史学恐怕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资源，它最具有共同性。现在像法律、哲学等，都得跑到历史领域来。我觉得《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这本书已经出现这个趋向，就已经把各个学科邀请进来，分享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