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先验逻辑：规范论证与范式迁升

肖：最近我重新解读康德的先验逻辑，这很有趣。比如说经验，我们需要从经验出发，但是我们总是从经验中提炼出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我不去讨论，因为我觉得从经验角度去论证某个规范在哲学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规范总是从一个原始假设出发，这个假设往往来自经验，也就是我认定的那个经验；通过对假设的展开，建构整个体系。如果你也认可这个假设了，后面的推论就好办，否则就对话不起来。谁也逃不掉这个宿命，因此我们无须违抗，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进行创造性适应。这牵涉很根本的问题。比如汪晖，在他那里，历史分析常常直接过渡到规范批判，这当然不行，尽管他的历史分析往往具有惊心动魄的揭示性。康德的先验逻辑就是在从经验角度对理论论证进行初步规范，然后马上把两者的关系切断，不让规范分析的合法性来自经验。因此我对辩证理论非常重视，但是我们的辩证法全变成了没有辩证的辩证法：“相互对立又是相互统一”成为一个公式，其实质是把千差万别的对立形式和千差万别的统一形式完全抹杀，以便根据需要任意强调斗争或同一。权力一旦成为辩证法思维和言说中的一个环节或者笼罩在整个过程中，辩证法就由真理的揭示方法转变成全能意识形态的遮羞布。我觉得中层理论必须注意这些问题。

杨：中层理论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对某一个局部地区的概念化，这是中层理论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对它的有效性的验证能不能成为在中层理论背后给予支撑的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如果再具体化，解析每一个概念本身，看它自身是否具有一种自足性，一个是界定它的范围，比如在多大的范围之内，或者在多深的层次上，它的应用是有效的。还有就是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它是一个本土的相关的概念。比如公共领域肯定是争议最大的，因为它直接把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引入到城市史研究中来。但是其他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近于合理化？比如“过密化”对华北乡村的这种自治体制描述的分析，是不是都可以算是在一个所谓的宏观和琐碎之学之间的一种过渡？

在现有的初步成型的中层研究中，分着很多层次，比如有的是从地区性的；有的是从机构本身运作的特质上；有的是从空间概念上，像城市与非城市之间，或者上下层之间的这种不同的边界的划分；有的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像有学者用布迪尔的“文化资本”概念研究常州学派何以在常州这个地方产生。将“文化资本”运用在对这个具体场景的分析上，是否也是呈现出一种中层的形态？（肖：中层的分析）对，中层的分析。中层分析所应用的概念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中层理论的一个表现，一个组成部分。把一个个的分析聚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形成中层理论所能凸现出的一种基本的解释维度，而且是一个多项架构的一种框架性的分析方法。

肖：我认为这一系列都属于中层范围的分析。中层理论成功的绝对性就是对对象的划分。比如说把一个对象划分边界以后，我们就要首先来看这个对象自身是否具备自足性。打个比方，湖南省挨着湖北省，它们可能就构成一个自足体系，这时仅仅在湖南省这个范围内研究，就属于残缺不全。有时湖南、湖北各取一半才可能构成一个对象。中层对象一旦划错了，就会出现问题。我们过去搞典型研究，保证它自身相互之间的典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其最大的危险性在于所谓的“典型”对其他现象或领域具有直接的强制性。而中层理论到宏观理论，我觉得需要范式的迁升。怎么理解？大家都知道，在黑格尔《逻辑学》里，对概念演变的描述，第一个阶段所使用的概念和第二个阶段所使用的概念就很不同。《资本论》也是这样的。第一章由两个要素构成，加入一个要素以后，原有的概念就不够用，就得重新设计概念。也就是说，整个范式变了。中层理论最后走向抽象层面是没法逃避的，是注定的。这时，学会如何认识自己的抽象层次，建构自己的抽象层次，是最恰当的路子。这里面涉及两个路子：一个路子是历史学的，一个路子是哲学的。对我来说，两个路子都存在一个抽象问题。后者思维的抽象和表述的抽象是一致的，而前者的抽象是选择材料的思维形式，而表述上不抽象。中层理论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自己去抽象。层次多了，研究对象就多；研究对象多了，不可能不抽象。从相关事件中挑出一两件事说明整体，和用一个概念描述整个世界，用一个意象描述诗歌情景和表达诗歌意绪，这是等价的。因此从微观到中层，从中层到宏观，都要经过范式的迁升，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论证关系。也许我们可以思考同一层面上的事物的共性，但这种共性毫无意义，特别是在它们之间相互没有发生实质作用的时候。

杨：这种论证方式基本上可以瓦解掉对现在一些历史观的大叙事。当时我研究儒学地域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就是说在一个区域的范围之内来谈知识群体在这个意义上的作用。后来汪晖攻击的就是：你要是越出了这个边界怎么办？比如你怎么解释革命？跨地域的革命已经不具备地域性了。（肖：跨地域就需要一个新的概念范畴）但我觉得，汪晖只是在空间层面上进行批评，我们应把这看作是对中层理论的回应。

肖：将湖湘学派、岭南学派和江浙学派这三个地域性学派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三个历史阶段对应起来，确实操之过急。而论述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又确实必须形成新的描述范畴。(www.xing528.com)

杨：新的描述范畴多少还能容纳我的描述。兼容的同时又完成转换。在一个空间和时间的范围之内，来谈互动本身，中间的环节应该是很多的，或者说需要有另外一条解释范畴或者说描述范畴切入，把我的描述包容进去，同时又涉及其他东西，这样就形成一个转换。

肖：中层理论既不成为宏观理论的附庸，因为中层理论没有义务去论证宏观理论，宏观理论也不可能从中层理论直接找到论证。如果宏观理论坚持说自己的论证就来自中层理论，中层理论就马上失去自身的意义。微观理论也是如此。

杨：这就是中层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历史很长，地方很大，如果我们要抽象一些东西，必须在中层这个角度先提炼出若干的概念，在一定的空间范围、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做成一个模式。然后通过不同的模式，完成向宏观的转换。这个转换需要另一套思维方式、另一套价值体系、另一个范畴来完成。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就是因为过去宏观的叙事方式，恰恰越过了这个中层，直接把一些所谓的客观的东西抽象掉，直接构成上层的、宏观的理论，直接再转化为政治史意识形态的一种叙事。所以我们谈历史，或者是干脆在底层上倒过来，或者就在上层直接打通底层。（肖：这就是任意论证的观点，唯意志的关系）这是最不真实的，底层材料没有经过范式转换就直接成为政治资源。

这样一来，新社会史研究已经上升到哲学的角度，中层理论也定位在既是一种政治操作，也是一种思想意识，还是观念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上。我觉得现在历史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本身的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