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转换：悬置或批判的反思与阐释

杨：对历史学界来说，我们可以避免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恰恰代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特别强调乾嘉学派那一套所谓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这容易流于琐碎之学。比如80年代以后国学热引起的争论。第二个阶段是针对所谓的宏大的革命史观。革命史观恰恰是用理论的空洞去解构过去所谓的经验研究和实证主义的乾嘉学派的这种风格，但是它又过于政治意识形态。怎样回避这两个极端？当然从技术上来看，从中层进入的话就可能行得通。这只是它最初步的，我谈的并不是它全部的反映。

肖：我们可以把宏观分为“具体宏观”和“空洞宏观”，微观分为“琐碎微观”和“相关联的微观”，而中层理论实际上是在“具体宏观”和“相关联的微观”之间。假如对两边的事物不是很了解，中层理论就无法被定位。反过来说，一个人的中层理论做得很成功，他的思想里绝对包含丰富的关于“具体宏观”的思想。中层理论同样也零零散散的隐含了丰富的“相关联的微观”。换言之，在中层理论上能够成功的，一般也至少具有模糊的宏观理论和微观考据的能力，这种能力虽然模糊，但是非常实在，足够构成中层理论建构的背景视域。

“空洞宏观”和“琐碎微观”，往往是相辅相成的。“琐碎微观”的研究成果常常成为“空洞宏观”任意利用的材料，而“琐碎微观”的价值观念也是“空洞宏观”直接赋予的。中层理论使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不成为一个任意的论证关系。过去任何历史研究，一下子就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琐碎微观”没有相互之间的解释，它肯定能够任意论证。宏观上用“琐碎微观”来论证，绝对是空洞的。而中层理论可以使“空洞宏观”成为一个“具体宏观”、具体的抽象，而“琐碎微观”成为相互之间“有关联的微观”，自身能够成为有一定自足性的微观。中层理论能够使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任意性的论证。

杨：你说模糊意识也好，模糊感觉也好，它可能具备上升到宏观的基本意象，但还不具备构成上层的更大的框架的基本能力。

肖：这个问题切换一下，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批判“空洞宏观”和“琐碎微观”，来找到中层理论的位置？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认为，你们这一代史学学者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工作。

杨：这涉及你对中层理论本身的要求。其实刚才我们的讨论多少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应该在中层范围之内，提出独立的解释模式及寻找到我们所认为的在中层理论应该进行解释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一定要超越在所谓琐碎考据的经验实证的基础上的判断及有关的材料选择。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选择不同的材料，某学者谈到乡村自治问题，研究这种功能的运转，分析它所运转到的程度。实际上他在选择材料时，已经对原有的材料作了选择和梳理。如果仅仅按照政治史观或一般考据型做法，把材料聚集起来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是这些所谓的材料并不能作为乡村自治的一个验证。但是如果经过这位学者对材料的筛选，这些材料马上就变得能说明自治问题。

肖：这个例子至少包含以下几个东西。第一是它找到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自治的。第二，根据这个标准重新整理这里边的材料，把材料运用到中层理论的建构中，就有必要把外在的、无关联的东西，要么抽象掉，要么限制起来，或者是在一定空间里，把它放在悬置的位置上。这里面自我标准很明显。

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层理论为什么既要依靠下层对材料的选择，又要依靠上层宏观的东西的反思？为什么是这样选择材料？首先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宏观的这个东西，向基层的东西要渗透，但不可能完全渗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依据上层反馈下来的，也就是宏观的抽象规定来选择材料，由此激活了原来的关于这种材料的经验研究、实证研究。这种所谓的客观性对象就变成了主观选择的对象。

肖：它肯定牵涉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的关系，还有渗透和不完全渗透的问题。当然一定会渗透，但不可能完全渗透也是肯定的。(www.xing528.com)

杨：如果有人不认为现代性的逻辑是理所当然的，现代化对乡村的渗透是理所当然的、合理性的过程，但这个渗透可能会破坏既有的乡村自治的一种基本的自然的状态。总之是在作出这样一种判断之后，再利用这一判断去对原有的材料再选择，原有材料所证明的东西可能就进入到“中层”这个视角里。

肖：两个问题：一个是价值判断，一个是事实判断。事实判断包含两个可能性：它具有的一定的自治，或者是这种自治已经完全被破坏。价值判断就是提问：保持自治和自治完全被破坏，哪一个好？前面的问题好一些，因为渗透有很多，有行政权力的渗透，有司法权力的渗透，有思想道德的渗透。

杨：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选择历史作为材料进入中层的视角？我再举我自己的医疗研究课题。如果从传统的角度切入，我们基本上是认同一个已经灌输到我们脑子里、已经经过多少年的从小训练的东西，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医疗改革，引进西方医疗体制，是一个科学的、规范的体系，以至于其他东西，包括中医的、民间治疗的一些方式都是迷信的。那么我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只要材料不符合这种标准，我们必然把它剔除，因为价值判断自然会选择、归类。在选择、归类的过程中，我们已经预设了选择的实证性和求真性。但如果我们把宏观的这种大的框架进行一些质疑性应用，我们的选择就完全不一样；在选择基层史料时，我们可能发现其他可资利用的材料，而且对原来材料的选择做出可能异于原有的判断。比如说我研究在产妇和产婆之间存在的控告和辩护之间的关联。如果用原来的框架来选择材料，我们往往只选择那些对产婆进行谴责、控诉的材料，而产妇为产婆辩护的材料无法纳入我们的视野，即便进入我们的视野，也被忽略。

肖：这还是一个相关性的问题。比如说研究产婆，不运用与产妇的各种看法有关的材料，肯定不符合学术的基本要求。像研究传教士，不看传教士对自己的一些活动的看法，也是不可能的。传教士对自己的看法是为他的所作所为做的辩护，而革命史观容易把这些看作虚伪和狡辩，也就是说起码的相关性都没有。有成就的历史学者都能做到对包含有关联的经验的呈现，但有些末流的历史研究者就做不到这一步。我们不要在末流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问题上起步。

杨：站在宏观、中观和微观这三个层次上来看，我们的出发点恐怕是先对宏观的基本理论提出质疑，回到微观，对一些材料重新进行选择，然后再反馈到中层，建构我们自身的理论。这是目前非常急迫，而且也非常必要的工作。

肖：换句话说，在中层理论的问题意识没有产生的时候，目前这是唯一的途径。但是假如没有中层理论意识介入，仅仅在中层范围研究，“空洞宏观”却直接介入，而研究者又发现现有宏观理论不行，这时，研究者是直接批判宏观，还是确立中层意识研究中层呢？我比较强调对现成宏观理论进行悬置。悬置不是否定。如果过分强调批判，这个批判就可能会（杨：绕过去）把很多必要的东西丢掉，而且无法返回视野，永远也进不了这个“中层”，而宏观理论的某些东西又是中层必须有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比那个无意识受到宏观理论影响的问题更大。悬置是一种预防机制。（杨：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真正悬置起来）不可能真正悬置，所以才强调技术行为。

杨：必须在对某些宏观问题作出回应之后然后再把它降到微观层面作出选择，再打回来，形成一个中层的研究。（肖：这个目前是你采取的路子）不，这不是我采取的路子，但就可操作性而言，这恐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路子。现成宏观理论其实已经建构起很多学科都无法回避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典范性问题。要是回避这个带典范性的问题，就要重新建立问题。如果不从宏观入手，在中层就无法建立起相关问题的意识。我觉得现在中国学者恐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里面就牵涉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在“中西”之间较劲，因为我们现在笼罩在一个西方对我们的有效性的压制之下。就像孙悟空怎么能跳出如来佛的掌心？我们必须在这个掌心里说话，不可能说孙悟空跳出来，不要这个掌心了，然后自己再兜个圈子，用金箍棒划个圈子，自己再弄个掌心。

肖：批判可能产生问题意识，但是不可能发现新的东西。现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应该学会“遗忘”。对中层对象已经有一个基本概念、基本感觉，现在是把现成宏观理论遗忘掉直接而对中层对象本身，把它看成是一个个事实要素以及这些事实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纠缠于对宏观的批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