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与今日：反思民族主义话语的破坏

如果我们调换一个角度，把新旧民族主义话语分析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我们即可发现，儒家“意识形态”的形成渊源于中国人头脑中的传统“民族主义”对族类的自我确立和文化的自我确立，而儒家“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导源于近代“民族主义”对“国民意识”与现代国家地位的确认和捍卫。新旧“民族主义”的交替作用催生了近代中国疾风骤雨的思想风暴，同时也宣告了儒家“意识形态”历史使命的终结。因此，如果说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强力渗透颠覆了儒家通过“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位置，那么就须首先了解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频繁出演的漫长戏剧中，传统的“民族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成为衬托出儒家意识形态鲜明风格的背景底色。

传统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能称为“主义”的话）包含了“族类”与“文化”的双重自我确立这两层含义。“族类”的自我确立就是所谓“诸夏”与“夷狄”的身份之辨，即从“种族”意义上确立汉族与其他民族作为中心与边缘的区域分布关系；“文化”的自我确立则是指“礼制”秩序的播衍如何成为塑造帝国气质的一种动态的因子。不过把“族类”和“文化”两种特质合而观之，族类的观念并不及文化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虽然随时注意种界的差等，却一向更强调“教化”训导对消弭种界差等的作用。有一种观念在此显得很重要，那就是由文化而泯除种界的分别，是先秦以来政治理想发展出来的悠远传统。代表王道的帝国中心对四裔的支配关系，很早就确立了依靠文化同化而非军事征服的长久策略；帝国对所谓夷狄居留之地不设重兵置总督，而只是在象征意义上奉行中国的一册正朔就可以被接纳。文化的邦土和符号体认取代了领土的实际控制，这与近代国家用实际疆界的划分整合民族的途径恰好相反。^[85]

儒家“意识形态”在近代崩溃的开始首先源自于中国知识人已无法通过事实来确信仍能用古老的“文化”认同的方法整合西方这伙新“蛮夷”；文化的同化功能不但无法在西人身上重新得到验证，反而不断通过遭受军事打击的事实反复验证着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观念在近代社会中的沦落和无效。如此强烈的视觉和意识上的反差，逼使中国知识人不得不重新调整“族类”与“文化”认同之间形成的固有组合关系，并通过对新一轮西方“民族主义”的拥抱来抹平文化自尊所受到的剧烈伤害。怪不得有人说，对近代“民族主义”的鼓吹是中国人自尊心受挫后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和调适。伯林对此看得很透彻，他说，区别于强调某个民族的归属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发生最初也许是针对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受到的居高临下的或蔑视的态度做出的反应，是最有社会意识的成员的自尊受到伤害和屈辱感的结果，这种感情理所当然地会引起愤怒和自我肯定。^[86]

这种自尊和敏感通过近代中国知识人对各种西方思想的抉择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中国知识人在经受了西方入侵的各种凌辱的反复刺激后，才开始把“帝国”与“主权”的概念联系起来加以观察。西方主权（sovereignty）观念的产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而要让属于传统帝国范畴的清朝知识人接受其中的新意义，首先源于他们对海关市权、关税自主以及独立的关税壁垒政策这些国际关系法则重要性的直观认知。如王韬对“额外权利”的认识，郑观应对海关权利的认识都是鲜明的例子，到了晚清康有为成立“保国会”，其中“国”字的含义已相当于西方的“nation-state”。有学者对《保国会章程》中的若干概念与西方的相应概念一一对应做了分疏：如“国地”（在今日沿用为国土）一词，同于西方的territory，“国权”（在今日沿用为主权）一词，同于西方的sovereignty，“国民”一词同于西方的people，这些概念的相互对应足以表明晚清“民族主义”概念已趋向于完整接受西方的含义。^[87]

我们再看看张之洞在《劝学篇》里的说法：“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张之洞对“保国、保种、保教”的排列次序。也就是说从近代观念来说，它包含着族类、文化、主权三个基本要素，但“保国”被排在第一位确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转向，因按传统的次序应是：“保教，保种，保国”，因为“国”在传统的意念里是畛域与疆界的代称，相对于“文化”的“教”来说是次要的范畴，因“文化”的深邃内涵可以同化一切，甚至可以弥合跨疆域带来的距离感，而进入近代以来这种“文化”的作用似乎在迅速消失。^[88](www.xing528.com)

晚清知识人为消除自卑心理重振民族自尊被迫跌入了一种内心紧张的思维怪圈，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认同秩序的崩解时又认可这种崩解，这样似乎有利于中国步入现代民族国家之林；另一方面他们恰恰又是以西方的“进化论”中的“竞争”观念去寻求新的自立契机，这样做的结果很有可能不过是印证了现代西方国际霸权秩序的有效普遍性而已，与真正克服文化自卑情结基本是毫无助益，只能陷入更深刻的痛苦状态。近代中国知识人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历史就证实了此论断作为一种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强大威慑力。“社会进化论”进入中国知识圈的最大特征是重新定位了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和重塑了“国家”的观念。晚清中国知识人对“民族”的理解总有“文化”涵盖“种族”的传统理念做支撑，即使领土被“蛮夷”所全部占有，文化仍能涵化其野性于无形，而西方的全面进入却使这个老公式在应用时全面失灵。

“社会进化论”全面输入所造成的刺激在于树立了国家主权和实体的认同观念，以对立于“文化普遍主义”的传统思维框架。这两种思维形成的张力关系是导致儒家“意识形态”瓦解的重要思想原因。因为“进化论”并不承认“文化”有一种持久的包容性，而是仅认为“文化”在历史上的某一阶段会发生作用。而在近代列强角逐的情境下，“文化”也只有在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格局中才能检验出其真正的有效性。同样也只能在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关联性角度才能加以认识。这样就自动消解了“文化主义”的价值和历史预设。

在“进化论”者们看来，中国传统政教合一制度的安排由于太过于自足封闭而不具备现代社会要求的变异气质。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转变恰以此为切入点，进而引发了“政教合一”制度的变革。无数研究已经证明，儒家意识形态的崩溃是以“政教合一”中“教”的变化开始的，所谓“教”的现代核心理念就是通过培养国民意识而脱离原有的文化秩序，这种意识培养到一定程度就会瓦解对清王朝的忠诚，因为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看来，清朝已不具备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资格。相反，按照《大英百科全书》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定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个人觉得每一个人对于民族国家（thenation-state）应尽最高的世俗忠诚的一种心态。^[89]由此看来，中国知识界通过对现代国家的忠诚而背叛儒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列文森在区别“文化主义”与“国家主义”两个概念的时候，提出“竞争”概念的产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中介。“竞争”的观念是国家主义的本质，而中国的“文化主义”者是没有竞争观念的。^[90]当世界仅仅存在着“中国人”和“蛮夷人”两种人时，“蛮夷人”又常常被同化进中国圈时，是不可能产生什么“爱国主义”的，所以梁启超认为国人的“世界主义”是爱国心和民族意识久不发达的最大障碍。只有在承认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作为一个世界时，历史不是单一世界的文化包容史，而是众多自治国家相互冲突的历史时，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才会出现。所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的引入使中国士人不得不首先接受其规定国家是竞争的最高单位。这样一来，不仅国家主义以此挤走了文化主义，而且国家本身也以此为行动目的而挤走了文化。^[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