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现代思潮的使命：区分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

上节的论述已经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了较为强劲的“保守”动向，表现在如“新国学”“新儒学”“后学”等这样的时尚思潮都同时表达了重估传统价值的意向。所以有人已开始在“后现代”与“保守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18]，甚至有人干脆直接把“后学”称为中国的“新保守主义”^[19]。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思潮的理论内涵，尽管他们所表达出的“保守”趋向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充其量只能算是对传统的一种普遍主义的态度和思维，或可称之为“传统主义”。

关于“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存在何种区别，卡尔·曼海姆曾经做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区分。曼海姆认为，“传统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式的态度和思维，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存在的心理属性，而且可以从一般的形式规定性中加以预测，是无时间性的；而“保守主义”则是在一定时段内形成的一种思想和态度，是与一定的结构环境相适应的行为。在曼海姆的解释框架里，“传统主义”是一种弥散于个体的心理状态和对现代理性的普遍质疑，但这种状态和质疑没有被系统化，或与某一政治结构相适应，而“保守主义”则表现为一种非常具体的实用行为和一种自律的行为。“保守主义”虽与“传统主义”有血缘关系，但它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经验和思想的）生活和思想态度的明确表现，并一贯保持下去时，“传统主义”才能过渡到“保守主义”。^[20]

而且西方的“保守主义”另有一层政治含义，即通过捍卫个体性权利来质疑权威制度，并寻求具体的自由。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英国思想家柏克则是通过缜密的思考，使西方“传统主义”成功过渡到“保守主义”的最重要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柏克尽管赏识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及其习俗的宏伟力量，尊崇既定制度的智慧，尤其是尊崇宗教和财产，对制度的历史变革具有强烈的连续感，并且相信个人的意志和理性要使制度脱离其轨道是相对无能为力的。但柏克并不只把这种判断和感觉仅仅限于普遍主义的心理状态，而是力求不但把它上升为对抗现代性的一种哲学，更主要是上升为一种系统的政治主张。因此有人评价说，柏克被人们看作是自觉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几乎政治保守主义的一切原则都可以从他的言论和时事论著中找到。^[21]

反观中国思想界，似乎从未可能出现过类似柏克这样的思想家。近代以来，凡是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大多具有在传统哲学理念上进行发掘和阐释的感性冲动，却缺乏理性地通过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建构政治法则的开创性人物。中国的“保守”思潮更多地延续了运用“传统”的若干理念以对现代社会进行直觉反应的本能，这点似乎与曼海姆对“传统主义”的定义颇为相似，但中国式的“保守”思想却往往不是从行为践履的角度出发形成一套系统治理社会的逻辑和策略，比如与之相配合的经济与政治措施，而更多地反映出的仍是一种回归“文化”源头的基本态度，特别是对“传统”流失后如何拾掇其残存思想碎片的态度。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很难明确地在“政治”上形成“保守主义”的派别，但是在文化态度上却总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他们屡屡通过对现代化事物的抗拒反应而回归“传统”。

如果从是否存在“保守主义”的角度去观察90年代的思想界，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争论如中国近代时期到底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占上风这样的讨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22]因为既然近代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形成系统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推行其理念的实践家，那么何谈所谓“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真正对立呢？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是受制于中国迫于外患压力而实施激进变革要求的大环境所使然；另一方面，具有保守倾向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中缺乏如柏克那样相应能把握过渡期变革的政治智慧和实践能力的人物亦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这不仅反映在康梁在戊戌变法等早期政治实践中，而且也反映在民国初年有关民主制度建构的一系列设想缺乏坚实的“保守主义”根基这个历史现象中。其突出表征是，持有“保守”立场的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自身对传统变革中应发挥积极作用的理解，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www.xing528.com)

林毓生曾经正确地指出，中国传统与制度的一体化建构方式，特别是皇权作为政治与文化整合的象征符号经辛亥革命被破坏以后，由于传统思想失去制度性附丽依托而变成“游魂”，从而引发了中国意识的危机。^[23]这似乎是为中国保守知识界难以形成“主义”提供了某种辩解。然而事实却是，在民国初建之时，当革命的激情释放过程开始转向构设民主政治的理性思考之后，中国保守型知识分子实际上在仍有机会完善自己的政治哲学和行为实践体系的情况下错失良机，迷失于宪政争辩的空谈中。这固然可以用民初军阀混战权力更迭频繁，使宪政实践无法有序进行加以解释，但保守知识分子缺少政治制度化的建构能力亦难辞其咎。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化实施的条件和理论准备，中国保守知识人常常被迫避开政治理性的建设途径，转而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开掘和思考，中国的保守理念由此被逐渐缩窄至“文化”的层面，以至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文化讨论的复兴景象。所以如果说，中国保守派中仍有可能出现非严格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么他们持有的理念似乎更加接近“文化保守主义”，即强调对传统的尊奉，特别是希图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某种道德秩序的恒定性这一点上或许有些“保守主义”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保守知识群同样推崇常识和经验，贬抑抽象的理论，强调累积构成的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并认为社会行动的依据应来源于具体的实践经验，但这种思路没有有效地与政治上的保守措施相结合，而演化为一种政府的依据和行为。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保守知识分子中难得的践履家梁漱溟也试图通过邹平乡村实验在传统和习俗的实践理性框架内寻求保守的出路，但这种实验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理念的延续，而没有相应的上层政治制度的实践相配合。

在我看来，中国的保守知识群无法像西方的正宗保守主义那样可以自信地宣称，体现超法律原理和自然主义的自然法，不是由喜欢抽象概念的理论家们去书写，而是写在历史、文化、传统与习俗之中，写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24]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因与西方有别，显然不可能自然开出宪政民主的途径，因此，中国的保守派无法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合理性联系，也就自然无法把文化保守的思路合理转化成政治保守主义的资源，而只好被迫让位于唯理主义的企望。中国现代的激进唯理主义者似乎很善于利用保守知识群的这种近于宿命的心态，他们总是宣称，既然在中国传统中找不到与宪政民主相关联的历史资源，那么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有意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而重新构造现代政治体制就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地方基层制度连根拔起式的破坏行为就是建立在如此的预想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