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与地主：功名学品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关系

“士绅”作为一种阶层分析范畴引起重视始于三四十年代社会学家们的关注，费孝通、潘光旦等人都有相关的论述，他们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认为士绅们是官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官僚身份的某种表征，只是有在位与不在位的区别。比如费孝通在《论绅士》一文中就有一个标题叫“官僚和绅士”，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官僚和绅士是有区别的，基本有在朝在野的区分。^[21]但这种一体两面的说法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他们仍重视在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相对的自主作用，以及这种自主作用与行政官僚体系运转的差异性。只是可惜的是，对绅士在基层社会中自主作用的研究这条线索在40年代以后被迫中断了，这里面当然有政治意识形态干预的原因，不过一开始仍属于学术意义上的分歧。比如3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视官僚于绅士是异名同体的政治动物，但更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把官僚与绅士看作是一体化的统治阶级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和实践者。如吴晗重视“士庶之别”，往往以豁免田赋和占有土地的多寡来估测绅士的身份，吴晗是这样分析的：“士大夫也就是地主，因为他们可以凭借地位来取得大量土地，把官僚资本变成土地资本，士大夫和地主其实是同义语。反之，光是地主而非士大夫是站不住的。”^[22]

50年代以后，由于绅士与地主阶级是同义语，所以“绅士”不仅被地主阶级这个名词所取代，而且逐渐萎缩直至消失。因为在经济决定论等庸俗唯物主义解释框架支配下，既然绅士的存在是以其占有土地的多寡为唯一评价标准，其与“地主阶级”的身份相叠合，使绅士在更广义的地方自治功能上所起的作用几乎不可能也似乎无必要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相反，起步于40年代国内的绅士在基层社会功能的研究取向，在50年代转移至美国中国学界，一度成为显学。人们熟知的萧公权、张仲礼的著作即是如此。张仲礼虽然仍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23]但张仲礼还是对绅士的身份做了区分，把他们分成了上下两层，而且辟出专节探讨下层绅士的社会职责，认为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24]

这里尤需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把绅士与皇权视为铁板一块的利益共享者，甚至认为绅士的这些职责与其私人土地的占有以及所在地点无关，而仅仅与行政区划更有关。这样就避免了仅从土地占有的角度评价绅士作用的狭隘观点，而与4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强调绅士地方自治功能的观点颇为接近。弗兰兹·迈克尔在为张氏所写序言中曾经特意摘出书中所述绅士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包括经济方面的管理，并不依赖于其对土地占有的论点加以评述。弗兰兹·迈克尔认为，许多绅士拥有私人土地，其中大部分人将土地租给佃户耕种。不过这一事实不应导致人们混淆绅士和地主。这两个集团部分交叉，但并不是一回事：一个绅士未必是地主，一个地主也未必是绅士；一个绅士即使没有土地也可拥有很大权力，而没有绅士身份的地主却无这样的权力。^[25]这种观点明显与同时代的中国史学家如吴晗等人的结论有异。迈克尔还特意提到，民国时期的“绅士”曾是费孝通在若干领域研究的对象，而与《中国绅士》的写作完成几乎同时，费孝通的多篇论文以文集的形式重新用英文发表，名为《中国的绅士》，这就从间接的角度证明，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的“绅士论”远远比历史学家的“绅士论”在美国中国学界更居支配地位。(www.xing528.com)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绅士研究似乎仍然承认绅士的功用与行政区划有关，而80年代周锡瑞等人已对此提出质疑。周锡瑞就认为不应改以行政区划而应该以“场域”（arena）作为研究士绅阶层的基本历史研究的单位，特别要避免在行政区划和等级制的支配下视士绅阶层为整齐划一的群体。不能因为所有县级精英在相同的行政区域中运作，就预设他们基本上是相似的，也不能因为所有生员具有相同的官方等级，就预设他们会以相同的方式行事。相反，只有仔细考察精英活动的“场域结构”才能有效地评价和理解士绅阶层的多样性。这里所说的“场域”，是比行政区划更加复杂的一种多样化的环境和社会空间，它可能是地理上的（村庄、县、国家），也可能是功能上的（军事的、教育的、政治的），甚至包括构成此一场域成员的价值观念、文化象征和资源的集合。地方士绅在这种“场域”内不是靠行政系统决定的身份发挥作用，而是一个通过灵活地控制各种地方资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与地位，这是一个动态地实践和创生各种策略的过程。^[26]

“士绅理论”从以土地占有的多寡和官僚级序的高低确定其身份，到强调其在乡间基层的自治功能，最后到摆脱行政区划对其功能分析的限制，设定动态分析的策略，是一个前后相续的理论跃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本应完整地在国内发生和完成，但以上勾勒出的结果却是一条海外中国学的转型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