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镇集市理论,一个个案研究

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史学界，面对各种社会理论的渗入与挑战，曾经出现过两种历史研究方法的争论与较量：一种理论认为必须把中国历史的演变趋势按照进化论的因果图式重新编排起来，以替代过去以探索朝代循环为特征的旧史观；另一种理论遵循功能学派的原则，这种原则主张所有的文化或是服务于社会中个人的需要，或是维护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这对进化论在中国科学舞台上的支配地位是一个挑战。^[9]功能学派与进化论分道扬镳的关键在于对“历史”存在的态度差异上，直至90年代初费孝通在谈到马林诺夫斯基对《江村经济》的评价时，还坚持对“历史”的功能化理解，以功能作用的大小来划分“活的历史”与“死的历史”。他说“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在这个今中有昔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的态度，历史学者咬定历史是一线三维的行列”，而人类学家认为：“一个器物一种行为方式之所以成为今日文化中的传统是在它还发生‘功能’，即能满足当前的人们的需要。凡是昔日曾满足过昔日人们的需要的器物和行为方式，而不能满足当前人们的需要时，也就会被人们所抛弃，成为死历史了。”费孝通诠释的是马氏的这句话：“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10]我对以上这段话感兴趣不在于其对功能学派对待历史方法的重新解读，而在于他明确点明了功能学派与进化论在观察历史现象上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如果放大为一种研究背景，就可以投射出中国历史模式演变的许多渊源关系。

比如在进化论框架支配下，中国历史的演变基本上被看作是国家行政行为运作的结果，社会的变迁属于总体性的国家行为导致的结构性转换，而功能学派则把历史聚焦向了一个村落的变迁，历史的长程发展突然被浓缩进特定的时空场域而变得具体且细腻起来，不是干巴巴的几条趋势或规律。进化论与功能派的分野其实重新圈定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不过在“国家”与“村庄”之外，仍有一个中间领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那就是遍布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市镇集市体系。

我们知道，美国中国学家施坚雅曾经提出一个“经济区系理论”以挑战以行政区域宏观运行逻辑或者村庄微观运行逻辑为两极的研究传统，而建立起了一个相当缜密新颖的中层新学统。这个学统认为，传统中国的所有核心地点都可以依据经济功能界定的分立级序来安排，市场级序的理想状态是，高层的地点在一个较大的体系内容纳一系列低层的地点，并为后者提供当地无法提供的物品和服务。^[11]施坚雅选择集镇而不是城市与村庄作为研究对象是采用了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和勒施（Losch）的核心地点理论。他借用后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全境视为具有独特功能和变迁周期的不同区域城乡体系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不是按照行政区划或自然村设立范围和边界，而是由地貌和市场级序界定的九个宏观区域。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施坚雅是想用这套经济区系理念取代以国家全能型政体为历史主导动力的传统史学解释结构，认为真正社会运转的动力发生于政府之外的经济空间，而且国家行政中心往往与这种核心地点的位置叠合并受其制约，甚至一些非行政组织也依赖于经济空间的运作，因为：“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职业团体也可能在基层市场社区内组成。”^[12]

讲了这么多施坚雅的理论，我的目的不是对其再加注释和推介，也无意对其理论得失进行批评，我这里只是想证明，除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国家全能论”和以功能学派为基础的“村落功能论”之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中国学者的论著中即已出现“集镇区系论”的若干萌芽，他们大可看作是施坚雅理论的先驱。比如杨庆堃早在1934年就对华北地区特别是邹平市镇的结构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杨庆堃运用当时的区位学理论，开始在国家和村落之外寻求解释中国基层社会运转的新空间。他认为在农村社会中，每个大群和小群都有其地理基础的根据，依了地理上的形势、生产和距离，各群体间形成了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互相依赖的形势。这种自然群体间的功能的互倚形势，就是生态秩序（ecological order）。又说：“市集系统是物产交换的中心，物产的地域根据既深，则市集是建立在各地域功能单位的互倚形势上，这是很显明的，是以在市集的研究上，区位学的方法，便成了最重要的工具。”^[13]这种论说很显然既超越以国家上层行政行为为研究目标的传统路径，同时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对村庄的过度重视亦有所不同。(www.xing528.com)

杨庆堃研究市集网络所运用的社会理论虽与施坚雅有所不同，但他运用区位学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却深深影响了施坚雅对“市镇经济区系论”的建构过程。比如杨庆堃在研究邹平市集时提出了市集活动有一定范围和形状，并做出了平原与山地的类型区别。如他指出，平原地带一个市集的活动范围是平均地向四面发展而成为圆形或方形，对于赶集的各庄子的时间经济上这种形状是最方便的。^[14]而市集地点的位置，总是在村庄最密，而距离活动范围边沿各庄子最近的地点。^[15]

在考察了14个市集的活动半径后，杨庆堃已发现活动半径的距离是一个抽象的指数，各个村庄与市集相距的活动范围的形状是多边形的，而不是圆形的。只是为了方便比较，才把它当作一个中心点所发射出去的圆形半径，市集自身就代表这中心点。^[16]大约过了30年以后，施坚雅在研究平原地带的集镇分布网络时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其讨论的背景是一个同纬度的平原，各种资源在这个平原上均匀分布，根据以上假设，以此为背景的集镇分布就应该符合一个等距离的坐标，好像位于把空间填满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在理论上，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也应该接近于一个正六边形。在施坚雅考察过的六个区域中，大量的集镇都正好有六个相邻的集镇，因而有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尽管这个市场区域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17]虽然在自己的著作中，施坚雅批评了杨庆堃认为中国农村市场区域形状接近于圆形或正方形的观点^[18]，但施坚雅自己也承认，这个著名的“六边形理论”受到了杨庆堃市集理论的很大启发，因为前述杨氏已非常明确说过市集活动范围是多边而非圆形。这至少也可说明，早在30年代，杨庆堃已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市镇网络观点，只是没有更广泛地加以使用。^[19]

有关交通运输体系影响集镇系统现代化程度的情况，施坚雅曾在市镇从传统向变革的过渡分析中着墨甚多，但却同样大量引用了杨庆堃、杨懋春、乔启明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他甚至这样评论说：“杨庆堃的研究就这样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说明了一个市场体系如何由于中心市场与较大城市间长期存在的现代交通联系而商业化，却又由于内部道路体系长期不变的传统性而实质上没有现代化。”^[20]

我们以上引用施坚雅与杨庆堃有关集镇网络前后相续的研究成果，并非抱着“古已有之”的陈腐心态去争夺某某理论的中国发明权，也并非头脑简单地想证明施坚雅的理论完全沿袭杨氏的思路，然后以此为资本自大地炫耀中国学者的学术预见性。我的目的恰恰相反，我是想证明，尽管杨庆堃的理论解释也是受西方社会理论影响的一个结果，是诸多东西学术交汇互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然而中国学者当年所积累起来的多学科交叉的学术素养有可能成为滋养中国史学步向辉煌的有效资源，可结果非但没有如此，这些初步累积起来的成果反而在数十年后为海外学者所充分利用，从而成为构筑解释中国历史新型模型的基石。这种“理论旅行”所导致的讽刺性效果，不断发生在当代史学变革的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