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1]由此出发，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学术应该有这个抱负，不但别人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这一提议当然是既明智又使人激动，可是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我们凭什么资源来定义别人的生活意义？我们如何在可操作的技术层面上实现这个目标？没有具体的实践规划，仅有宏大的志向肯定是不够的。我们时断时续叫喊着摆脱西方控制至少已有20年的历史，可我们的学术表达样式无疑却越来越西方化，越来越受其各种思潮的支配。面对这种局面，我个人的态度毋宁是更加现实一些。
现实一些的具体做法是，应该从对方具体的文本成果入手分析其各阶段研究路向甚至是代际学术转变的内在动因，然后才能进一步考虑如何摆脱其控制的问题。有不少学者似乎看不起海外中国学，甚至似乎不屑于和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展开对话，认为其不过是西方学术旨趣的派生物而已，他们总想急于进入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力图通过梳理现代世界历史的内在脉络，来领会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内在正当性。这主意固然不错，但具体落实到中国历史学界就显得极不现实，美国中国学经过“冲击—回应说”“地区史研究”再到全球化视野支配下的后现代研究，固然有其西方理论支配下的运作背景，甚至某些流派具有相当功利的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对策研究取向，比如费正清的模式就是以所谓“地区研究”的框架直接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提供东亚史依据。[2]但经过多代学者的反思，他们提供的“中国历史图景”不能说完全真实却越来越具有其自洽性。如果说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说”是因为有越战反思的背景而多少带有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嫌疑的话，那么经过后来学者的“移情”努力则越来越从各种角度贴近了中国历史的现场。至少说明其研究趋向已经越来越摆脱传统政治话语和国家利益原则的支配而步入了多元的轨道，特别是一些亚裔学者如德里克、杜赞奇的介入更加分化了传统中国学的“策略导向”，使之具有较为敏锐的现实批判能力，特别是拥有了对中国底层历史颇为细腻的感知能力。[3]
相反，中国史界特别是近代史学界从“革命史叙事”过渡到“现代化叙事”之后，或者成为西方研究旨趣的简单模仿者，或者成为呼应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策研究者。其与海外中国学（包括日本）的差异在于，海外学者尽管时时受到各种社会理论的制约，但总是不断在批判性质疑的基础上加以运用，日本学界在战后与中国学界一样盛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而在20世纪60年代就经过反思提出研究中国底层社会的“共同体”模式，这与美国发起“地区史”研究的时间几乎同步，且没有多少迹象表明是受其影响。[4]而中国学者对某一理论的使用往往缺乏批判性的梳理而直接横向挪用，比如对“现代化理论”的使用，中国学者几乎不加反思地直接把它运用到“地区史”的研究中，其结果是在不加论证的情况下，现代化过程完全等同于一种正面的认知前提作为观察中国变迁的工具，“地区史”研究不但未能推进对中国内部历史的认识，反而成为全球化进程合理性的地区性注解。[5]而海外学者早已把现代化看作了一个复杂的悖论过程谨慎地加以使用。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国史学界无论是在当代或近现代史研究框架，还是在其主题选择和史料梳理方面要远远落后于海外中国学界。在这种情况下，不经过与他们的充分对话，我们怎么可能超越这一初级阶段而进入更高一层的历史经验的内在正当性的反思高度呢？说得严重一点，我们现在的学术反思屡屡跳不出西方如来佛的手心，并不在于我们仅仅在视野上局限于与海外中国学者过于频繁的对话，而恰恰在于我们尚没有充分足够的能力在这个阶段和层面上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我们近几年拿不出多少与之相抗衡的过硬史学作品即是证明。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话并非单向模仿的同义语，对话的前提是不仅要梳理海外中国学在西方建构自身理论的动机与背景，而且必须注意到另一个为人所忽略的历史现象，即海外中国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不是某个国家单向出现的历史现象，它是在与中国内部史学的互动与纠葛过程中才得以不断演化而形成自身风格的。其具体表现是，当代海外中国学所提出的许多框架和问题意识，都能在中国20世纪早期（如三四十年代）学术问题设计中找到各自的源头，这有点像萨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现象。我们过去总是有一个误解，似乎海外中国学的问题都是从西方语境出发制造出来的，只与其现实社会的当下需求导向和内部旨趣的形成有关，而与中国的本土历史问题无关，也与中国学人的研究意识和方法无关，实际上经过几代人的理论互动，海外中国学的提问方式已经具有本土提问方式无法具有的普遍穿透力。所以我们在面对海外中国学时，就不应该仅仅刻意关注其在自身处境的提问脉络中建构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更要注意到各类框架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中国早期现代学术发生有效互动的结果。描述和梳理这个互动的过程不仅仅是个相当专门化的学术史探索，更是我们进一步提升问题意识和历史反思能力的必要步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学术界20世纪在三四十年代为50～80年代海外中国学界所提供的灵感，并非都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纯粹本土化的资源，而是同样受到西方思潮影响后的另外一种本土性的表达态势而已。由此，我们应该选择一种更加复杂和细致的认知方式梳理这个对话过程，把它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纠缠与相互渗透的碰撞，因为这个过程目前仍在继续。(https://www.xing528.com)
萨义德在描述“理论旅行”现象的发生时，似乎抱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他认为各种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有助于不同文化与智识生活彼此通过流通获取养分。但他也意识到，这种流通也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这就使关于理论和观念的移植、转移、流通以及交换的所有说明变得复杂化了，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一种理论或一个观念作为特定历史环境而出现了，当它在不同的环境和新的理由之下被重新使用时，以致在更为不同的环境中被再次使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6]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自从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如何选择融入世界体系方式的过程，也是无可避免地使传统学术自主性逐步削弱乃至趋于丧失的过程。[7]《新史学》发表以后，中国史学领域通过理论旅行的途径与多种学科建立起了亲密的交叉渗透关系，比如敦煌学与甲骨文字学的发展使史学率先与考古学联手，破译古代文化与艺术的奥秘；三四十年代社会人类学也与史学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盟关系，借此契机，史学甚至做好了全面解读基层社会运行机制的前期理论准备。[8]但好景不长，史学逐渐与大型社会改造运动相适应的宏大理论相协配，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工程一旦与宏大的社会运动相衔接，就自然宣告了其自主性的终结。
本文即以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与相关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发生交融互动的情况为背景，探索经过50～80年代“理论旅行”的复杂过程后，中国史学方法变革在中国境内与海外所获得的不同命运，力图梳理出一条“问题史”的脉络。本文所关注的是，在50年代以后，受日益向宏观模式趋同的风气制约以前，中国史学界本来有可能发展出多种考察问题的独特品质，然而这种萌芽状态的思考品质和能力在压抑的过程中却通过西向流出的渠道成为海外中国学的共享资源，而没有成为中国历史学家拓宽研究视野的起点，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学术史现象。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若干实例阐释这种“理论旅行”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一些曾经从本土流向海外的理论如何又通过“理论回流”的途径重新构建了中国史学新的话语场，以说明一些经过几次相互交换的理论文本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微妙意义；最后初步尝试探索若干解决方案。本文的研究注重的是各种文献资料的交叉性解读，所选择的文本可能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本，但我的目的恰恰在于审视这些不同文本如何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转型形成多元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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