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与今日：当代史学中的反思与阐释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国学出现的一个重要景观还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其方法论阐释的影响方面。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对以往现代化理论中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和终极目标的解释传统提出反思性批判，认为历史的演进序列并没有终点可寻，追溯其起源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应把历史过程碎片化，并重新加以拼贴，以便击破强加于历史现象之上的各种“本质性”规定。^[30]福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质疑，和对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的批判，在90年代初也开始波及美国中国学界。其实早在提出“中国中心观”的时候，柯文就已经开始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适性发生了怀疑。他在70年代就已经强调：“个人直接经验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史家所谓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界限分明的存在，它首先是当事人记录下来的自己心中的种种经验体会，然后又经过史家过滤，转化成了史家心中的经验体会，因此，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个别历史事件丰富多彩的特性重建过去，不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31]在其近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柯文把“义和团事件”作为历史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意义分离出三个层面分别加以讨论，柯文认为，“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和作为一种相当个人化的经历（包括旱灾与洋人来华、集体降神附体、谣传以及引起的恐慌和死亡），以及作为神话叙述的义和团（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前］、19世纪20年代反帝国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面临的解读境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在柯文的眼里，“义和团运动”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群体记忆进行文化建构的结果，还有可能是权力运作过程中不同的派别对之进行话语构造的结果。^[32]这与国内学者一贯强调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社会构成与源流追踪，并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的研究途径大为不同，体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后现代”取向。

在文化史研究中，艾尔曼也曾经做出把清代历史“碎片化”的尝试，他在研究常州今文经学派兴起的原因时，明确否认其与十九世纪末康有为进行变法维新时使用今文经学方法之间存在着任何渊源关系。他指出，那种把常州今文经学视为晚清变法之先驱和源流的看法，恰恰是堕入了现代化论者设计好的圈套，因为现代化的设计者总是把原来毫不相干的历史事实有意串接起来，构成为社会发展的普世目标做注解的若干阶段和环节，从而形成了人为的历史神话。^[33]后现代思潮的反现代化逻辑在美国中国学界尽管尚处于边缘状态，然而近年以后现代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却频频获奖（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何伟亚的《怀柔远人》、贺萧的《危险的愉悦》、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等分别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奖项），说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如果视其为继“市民社会”研究方法大讨论之后出现的又一个争议高峰似不为过。如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核心刊物《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就发表了有关何伟亚著作《怀柔远人》的争论及后现代史学方法讨论的专号，专号中所收文章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极端者甚至认为，既然无法判断和衡量历史事实的客观程度和价值，那么，“史学”和“文学”的界限都有可能趋于模糊。^[34]

另一派则认为，后现代思潮置基本史实于不顾的纯粹主观态度，是对学界严谨风气的一大损害。^[35]尽管争议的风烟至今尚未消散，我们仍应该承认，无论对后现代思潮的批判使应用其方法的中国史研究著作处于怎样的偏师地位，但其切入历史的极富个性的姿态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而且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也应极具启示意义，但要合理地吸收和评价这种取向和方法，至少需要澄清两个误解，其一是认为后现代方法是一种纯任主观、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性写作。事实上，后现代方法呈现出的取向虽然拒斥对规律性问题的探究，却并非不重视史料的开掘与使用，而是可能恰恰相反，更加注重史料的类别化和多元化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材料在主流史学界恰恰被忽略了，或者是仅仅被认为具有边缘化的特征而已。这当然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演进的独特判断有关，如福柯在做监狱史、性史和疯癫史的研究中发现，本来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可能恰恰是洞悉探索资本主义权力机制运作的最核心的资源。^[36]故而使用后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虽在史料文本的阅读上时或引起争议，但在史料类别的多元拓展方面，其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如贺萧在研究上海色情业的著作《危险的愉悦》中，已把史料的搜索范围延伸到了一直不为以往史家所注意的导游手册、街头小报和侦讯记录等传统史料学无法归类的文本上，至于解读史料的方法倒是素来就有所争议，完全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似不应成为否认其重视史料多样性的理由。

其二，后现代思潮的反现代化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摒弃其基本反思方法和创新意义的借口。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产生似乎有西方社会自身发展的脉络和背景，是现代化已经实现之后的一种反省途径，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行过程之中，而且这种过程的合理性认证是历史上经过长期奋斗和阵痛才得以确认的一种结果，在这种认识的笼罩下，似乎一旦吸取了后现代的论点，就是对这种奋斗结果的一种否定。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似应注意把现代化过程的追求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认识这两个层面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对现代性多种复杂面相进行反思，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反现代化论者，而更有可能是现代化弊端的忧虑者。就国内史学工作者而言，如果仅仅满足于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相应的描述和论证，以为资治之鉴，而忽略了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各种复杂性进行反思，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宜把后现代取向仅仅看作西方社会内部才有必要做出的反思姿态，而应视为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切身相关的一种方法论选择。

我们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我们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运行的过程之中，似不应考虑所谓后现代问题，似乎所有有关“后”现代的问题都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与我们当下的处境无关。表面上看，这种认识具有相当本土化的处境意识，实际上仍是不自觉地以西方历史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作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尺，因为现代化道路是西方社会经过内发型发展演变而成的，它以西方标准昭示出的表面化的“必然逻辑”，实际上并不必然应成为普遍化的标准，而是需要不断反思的命题。当西方人已经积极反省现代性的后果时，我们自身却还在笼统地以乐观认同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取代对现代性复杂历史面相和扩张过程的反思，而很少考虑到现代化作为一种体制和观念进入中国后内化为一种带有必然性支配色彩的主观选择时，是伴随着传统衰竭与消失的阵痛而取得其霸权地位的，现代化意识是一种通过权力加以训练的结果，对这种霸权机制在中国形成的复杂结构视而不见，而仅仅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简单姿态去赞美性地表达对其发展的认同，恐怕不是历史学反思的唯一使命。

80年代末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基本方法开始较为广泛地进入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其各种转型方法的争议也成为部分学者讨论的话题，但总的来说，中美学者的研究仍处于相互隔阂的状态，国内史学界也并没有通过对话和讨论使美国中国学的一些有益方法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在我的印象里，只有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积累性前提。美国中国学是在西方内部对中国进行观察的产物，尽管地方史研究兴起后，美国学者极力仿效和逼近中国人的经验感受，同时又力求用现代社会理论的方法来描述这种感受，这本身就体现出了相当矛盾的状态，其对西方社会理论概念的移用引起颇多争论，也是这种困境的某种体现。然而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内史学界尽管在借鉴其基本思路时需要持审慎的态度，但其在学科交叉基础上尝试把社会理论“中国化”的实验仍是值得称道的。国内80年代以来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方面均有可喜的进展，特别是在各个具体领域中，课题设计和史料疏理都呈现出多元繁荣的局面，可是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在中层理论的建构方面仍形不成具有规范意义的认识框架，采取的基本方法仍局囿在政治史、事件史的影响范围，比如一些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项目仍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分析；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基层社会的底部，只不过比原来政治史的叙述多了一些文化和社会的观照面相而已，比如原来研究戊戌变法只关注康有为的政治观，那么文化史开始流行以后，往往大家又都去注意康有为的“文化观”，仿佛多了一个纬度，文化史研究就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可是，如果我们的文化社会史研究仅仅满足于对政治史、事件史框架的拓宽式叙述，却形成不了类似美国学研究中中层理论的概括能力和认识立场，那么我们自身知识积累意义上的规范能力，以及与国际中国学界的对话能力就会受到很大限制。

近年来，一些学者如余英时始终坚持“内部研究”的立场，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沿袭脉络，就需要从思想的内部转变中寻求资源。^[37]9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史”研究热潮，也基本上呼应了这一取向，“内部研究”虽然并不否认“外缘因素”如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而没有凸显学术与思想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权力因素所塑造和建构的复杂态势，因而毕竟难以回应现代性问题所造成的挑战。中国当代学术史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传统“国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注重学术思想传承脉络的疏理，这对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民族精神的诠释当然有极大的贡献，但“国学”方法的阙失也是十分明显的，即缺乏当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趋势的合理性解释框架，特别缺乏当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辐射圈之后，其在现代性境遇中所表现出的演变态势的分析工具，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理论的合理内核有效转化为我们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本土资源。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试图尝试借用一些社会理论概念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如利用“公共领域”的概念诠释商会和清代习惯法的作用。^[38]也有学者开始用“话语分析”方法描述儒学传统在区域空间中的扩散过程，及其对近代知识群体运动的影响。^[39]这些尝试一方面是一出现就形成广泛的争议，另一方面由于尝试的人数量稀少，讨论的问题无法形成广泛的“知识共同体”和交叉互动的态势，从而使这些概念的移植远远缺乏规范能力。

应该承认，国内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人类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影响等仍是极有生命力的一种方法，西方中国学中受人类学影响的地方史研究路向最近受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更加注意区域传统在近代所受外在环境的制约，就体现出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复归趋向，其复归也可和学术史脉络中的“内部研究”途径相互构成优势互补，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偏于国学思路的学术史研究似更应向广义的“文化研究”方法开放，特别是向文化研究方法中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开放。^[40]“社会建构论”认为，每一种社会行动者的身份认同或自我意识，都是论述与话语互动造成的效果，其中都有一个复杂的论述建构过程，而个别行动者的话语不是一种内在本质的简单外现，而是一种人际网络关系的言说与表述。社会建构论强调主体与权力支配的关系，如果与政治经济学的外缘因素的考察和“内部研究”的思想史梳理相结合，同时又避免两者过度强调“外力”和“内生”的极端倾向，当会为社会史研究拓展新的气象。

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历史学的资治功能不仅应该体现在对现代化运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说明，同时也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性现象进行深刻地反省和批判，从而增强自身的反思能力，历史研究的这种“双刃剑”功能也是对传统历史学资治功能的一种发展。美国中国学研究早已超越了当年费正清时代服务于冷战实践的对策性研究阶段，而具有了相当多元的反思解释能力，其中层理论从“冲击——回应”说到后现代模式的递进式演变，表面上是在论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普遍过程，实际上已经对这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历史问题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性解释，以至于每一个核心概念的阐释都标志着中国研究方法的深化。我总是在想，如果国内史学界能更多地在规范性概念上形成富有特色的解释传统的话，那么肯定将会有效地增强我们和国际中国学界的对话能力，最终形成取长补短的优化格局。

【注释】

[1]周勤：《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世界汉学》1998年创刊号，第9页。

[2]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0页。

[3]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 Press,1983,pp.1～9.

[4]关于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明态度的转变，可参阅许明龙：《18世纪欧洲“中国热”退潮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春季卷》，第159～168页。

[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导论》，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7页。

[6]黑格尔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参阅［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7]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经指出：“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文化矛盾：四百年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中总掺杂着想象，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以至我们确实无法轻易地将它们区分开。”因此，在西方思想世界里，对中国的认识“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想象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参阅［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7页。

[8]在《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把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划分为受西方影响前后的两个时期，在第一篇中又特意以小标题提示“早期中国是个‘东方式的’社会”。参阅［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1页。

[9]［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10]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参阅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42页。

[11]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中国学者仍沿袭着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必须实施三个步骤的观点，如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仍指出现代化仍需经过：（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参阅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4页。

[12]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典型阐述，可以参阅［法］福柯：《什么是启蒙》，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2～442页。相关的评论可以参见汪晖：《现代性答问》，载《死火重温》，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

[13]［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又参阅［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59页。

[14]［美］钱金保：《中国史大师费正清》，《世界汉学》1998年创刊号；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5]参阅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6]［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相关的评论可参阅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号；罗志田：《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载《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版。(www.xing528.com)

[17]［美］钱金保：《中国史大师费正清》，《世界汉学》1998年创刊号；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8]［美］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转引自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个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19]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载邓正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0]［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5页。

[21]Willian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22]［美］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载《国家与社会》，第371～400页。

[23]Mary Backus Rankin,“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Modern China,April 1993.

[24]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25]本杰明·艾尔曼曾经说过：“布迪厄透过文化资本的累积而再生产社会层级的基本假说，越未经检验且不加辨别地运用在不同国家的脉络里，越无法适当地说明这种过程在特定文化里的特殊形式。我们能够说清代的中国社会有‘文化资本’吗？那时还没有‘智慧财产’这个法律概念，甚至没有‘经济资本’的概念。”参阅［美］本杰明·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载《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6]参阅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

[27]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20世纪中国史》，载《中国学术》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8]［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春季号，第141页。

[29]［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0]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概要评述，可参阅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页。

[3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

[32]［美］柯文：《以人类学观点看义和团》，《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又参见其文，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and My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33]［美］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载《经济、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4]Frederic Wakeman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Modern China,April 1998.

[35]Joseph W.Esherick,“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 Modern China,April 1998.

[36]关于福柯理论的简要评述，可以参看［美］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37]参见余英时：《论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自序》，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0页。

[38]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9]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

[40]简家欣：《90年代台湾女同志的认同建构与运动集结：在刊物网络上形成的女同志新社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号，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