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概念化倾向

如果从历史源流的总体特征上考察，美国中国学思潮给人的感觉是代际转换频繁迅速，核心命题新意迭出，理论阐释的前沿特征明显，这种潮起潮落的变异性似乎给人以趋新时髦的印象。分析起来大致有两点原因：其一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的诞生与发展始终建立在美国与其他文明不断变化的复杂现实关系基础之上，即明显具有“地缘政治”的状态，历史研究往往变成了现实关怀的投影，这与古典汉学有所不同；其二是美国中国学诞生之初就与各种社会科学的思潮发生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几乎每一次命题的转换都与社会理论前沿错综复杂的变化有关，这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发觉仅仅使用传统历史的分析方法无法有效地使历史变成观照现实的工具，也无力使之具备现实的反省能力，而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频繁进行追踪式交叉才能不断延伸历史解释的敏感度。费正清早年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时就请当时的社会学家如帕森斯等人参与研讨班的授课^[14]，由此奠定了这种开放多元的风格和基调。

从表面上看，美国中国学的演进呈现出过于强烈的“社会科学化”的色彩，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几乎成了代际转换的明显标志，比如“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过密化理论”（内卷化）、“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等，似乎总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概念化”的倾向至少表现出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每一个核心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进而形成新的研究和切入问题的起点，同时又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有大有小。比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从整体意义上开始把中国史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向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方向实施转换，也就是说从空间意义上扭转了设问中国历史的方式，所以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的作用。以后许多命题的提出，如黄宗智对江南经济区域“过密化”现象的概括其实就是“地区史”研究方法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只是这种地区史研究显然已不同于费正清时代的所谓“地区研究”的冷战思维和近代化的直线演进的乐观态度，而是充满了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中国中心论”不仅表现为一种姿态和口号，而且是借助各种中层概念的建构不断通过具体的研究加以深化和推进，比如“过密化”理论是黄宗智借助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对印尼稻作农业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并尝试移用于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这一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虽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15]，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

90年代初，杜赞奇对格尔茨的“过密化”理论重新进行修正，并把它运用到对华北农村基层组织的转型分析中，认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威权支配下和现代化的社会改造设计中，由于没有协调好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化组织构造的相互关系，造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低效率状态，杜赞奇称之为“内卷化状态”。同时这套理论又受到福柯知识—权力之关联理论的启发，形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基层社会分析框架，以此试图超越传统的“乡绅社会”的概念模式。他假设，“文化类型”如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对文化符号的争夺和利用成为能否有效控制社会基层的关键。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恰恰是没有注意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使之转化为有效资源，而是通过强行嵌入现代制度，同时又强力摧毁旧秩序的方式建立新式的越层组织，结果造成基层政权的内卷和效率低下的状态。杜赞奇对“内卷化”概念的移植和阐释，与黄宗智有明显不同的理论前提，即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取向，其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也一直处于争议的焦点。^[16]但这部著作一出版马上被反复引用，而且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概括分析已经渗透到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或领域，形成了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其二，是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我们知道，早期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由于受到马士等传统殖民官吏思维和处理史料眼界的影响，主要注重的是英国外交档案和英文文献^[17]，同时其搜寻史料的范围也是与其“冲击—回应”的基本框架相吻合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关注于和西方社会相关领域的问题。而“中国中心论”范式的提出所引发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却根本改变了史料选择的范围和特征，即开始从中国人自身的感觉和立场出发选择史料的种类，地方史的一些早期著作如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孔飞力的早期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史料的选择上已经初现这方面的端倪。

仍以“过密化”理论的应用为例，对格尔茨（Cliあord Geertz）“involution”这个分析概念的有效引入不仅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剧烈变革，而且深化了对华北长江经济史资料类别的再发掘和再解释，即从注重生产关系资料的开掘转向对生产力资料的搜集，从而在新的意义上把经济增长率与人际组织关系的相关讨论导向了深入。另一种情况是，核心概念的转换有可能使同一类或同一种史料被忽略的侧面凸显出来，进而获得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的机会，比如杜赞奇在使用“内卷化”一词时，与黄宗智使用的均是满洲铁路调查报告，甚至都是华北六个村子如寺北柴村的材料，但两者的偏重有所不同，杜赞奇对华北农村基层政权史料的发掘，恰恰是在involution的规范本义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内卷化”一词的规范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对史料价值的认定。由此我想到，国内史学界一直在争论“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这两种取向到底孰优孰劣的问题，初看起来，这两种取向似乎都各有道理，可这两种取向又都似乎把理论与史料的发现对立起来，或者认为史料的搜寻与理论洞识能力之间没有关系，所以一看到新框架的引进就容易先天性地抱有鄙夷反感的态度，或简单地以卖弄新名词斥之；或者认为只凭某种对简化了的宏观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就可替代对史料的艰苦开掘的工作，结果造成历史研究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空洞的状况。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问题是枯坐十年，穷搜史料的笨夫式方法只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而不能作为充分条件，而我们恰恰习惯把两者相混淆，现在已无人能够否认，历史研究需要天赋和直觉，只不过不可滥用，需要自设边界而已。关键在于我们现在还形不成一套规范式的方法，既摒弃笨夫式的毫无灵气的僵化思维，又能防止天马行空式的对直觉的滥用，在这方面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即通过中层理论的概念化积累，来规范对史料的解读。一方面它用中层理论的概念转换不断引导着史料搜寻出现新的惊喜发现，另一方面每个中层概念在知识积累方面形成相互衔接的递增特性，使问题的讨论和史料的搜集必须被限定在概念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就防止了对主观直觉的随意滥用。

我们可以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为例做些分析。按照西方社会理论的解释，“市民社会”具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空间，市民社会观念大致包含三个要素：一是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二是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制度，得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抑或市民的风范。^[18]从亚当·斯密、黑格尔·洛克到马克思都对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性质有着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派代表性观点，即“市民社会外于国家”或“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这样不同的解释架构。^[19]然而两者实际都强调在建构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公共空间时，市民阶级形成的“私人性质”。在研究市民社会起源的各种理论流派中，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更加明确地把“公共领域”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与他们利用城市公共空间如咖啡馆、报纸、自治社团扩大自己的舆论影响有关，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中脱胎出来，也主要是依赖公共领域的支持才得以完成自身的转化。^[20]

哈贝马斯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后，其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观点迅速为美国中国学界所吸收，并转化为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工具，比如罗威廉在他著名的有关汉口的研究中，就移植了“公共领域”的解释框架。罗威廉发现，汉口是在十九世纪崛起的新兴城市，很晚才确立自身的城市边界，所以并不具备韦伯所说的行政城市的特性；同时，在汉口的城市人口中移民比例甚高这一性质也为公共空间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认为汉口商人市民组织的各种机构如商会、救火队等都具有类似西方公共领域的特征，比如行会组织就具有大宪章式的管理职能，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罗威廉也曾用“精英能动主义”一词来描述汉口近代市民精神的形成，以印证希尔斯所说的“市民的风范”在中国亦有类似的表现。^[21]

罗威廉的观点曾在美国中国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也遭到了魏斐德、黄宗智等人的批评，比如魏斐德就认为罗威廉所惊喜发现的一些标志中国“公共领域”产生的社会组织，可能不过是旧有社会组织运作的翻版，同时他所着意最多的自治商人不过是国家垄断机构的代言人。^[22]当然，也有些学者如兰金等也曾对罗氏的观点表示支持。^[23]平心而论，市民社会理论无疑产生于西方，其对西方社会现代转型特征的解释，经过哈贝马斯著作流传到美国，而逐步渗透进对中国历史现象的解释中。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这一渗透过程中，美国中国学家并不是全盘照搬移植，而是对原有解释概念的适用性做出了修正。如罗威廉在分析汉口城市结构时就采用了“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个概念而不是直接挪用哈贝马斯描写西方社会进程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24]，虽然其改动仅是一词之差，却为中国现代城市的功能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罗威廉的研究尽管受到广泛的争议，但其利用市民社会理论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所做出的细密考察，无疑大大拓展了对晚清城市社会组织的认识，而恰恰是有些历史现象的功能作用，如果不借用类似“公共领域”的分析方法，就无法审知其与现代国家控制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www.xing528.com)

与此相比较，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上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习惯把城市发展仅仅切割成经济、政治、宗教等互不相干的几个部分，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对西方社会理论进行中国化移植的尝试也表现在思想史研究的探索上，例如艾尔曼在研究清初乾隆时期常州学派的产生原因时，着力分析了学派与地方宗族网络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路径结合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艾尔曼的研究试图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有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解释，布迪厄认为，教育体系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划分，而其原有进入教育体系之前拥有的“社会资本”，往往决定了其在体制中的位置。艾尔曼用“社会资源”（social source）替代“社会资本”作为分析工具，相对淡化了其西方解释的色彩，同时又把西方社会理论中重视社会现象与思想发生过程的合理内核转化成了自身的分析资源。^[25]

美国中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深受文化人类学派别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地方史研究也逐步从民族志式的社区研究方法逐步向文化分析的路向转进，所谓社会史研究的文化取向就是试图从对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分析上把握社会的变迁轨迹，而不是从传统功能分析的意义上梳理社会结构的转型，这是对受传统社会学影响的“社会史”研究方向的一种修正乃至反动。这一取向在中国人类学家之中也有突出的表现。^[26]

地区史研究的如此转向同样引起不少争议，如周锡瑞曾经对“文化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强烈地渗透进社会史研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失宠，反映了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即使在城市研究中，一些早期作品如韩起澜（Emily Honig）的《姊妹与陌生人》和贺萧（Gail Honig）的《天津工人》聚焦于工人阶级，并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保持关注。而90年代以后的作品如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和贺萧的最近作品《危险的愉悦》，恰恰从各种“话语”的聚集中寻求现代性的表现，寻求文本解读中构设的内在逻辑，而忽略形成这种逻辑的政治经济基础。

周锡瑞同时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同样看到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弊端，他指出：“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认行动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但是，“文化研究”所导致的主要问题是从强调现实是由社会构成的观点，到强调现实是由文化与符号构成的观点，由于受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模式的影响，突出导致了把变革的动因归结为对权威话语自身的争夺、控制与实施，或者想象出国家和资本主义中的精英分子操纵了话语权力的运作，至于这一过程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以及为什么某些文化实践兴盛，而其他却趋于衰亡，却没有人乐意去寻求答案。所以，单纯建立在话语—权力架构分析之上的文化史研究，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一条独特历史道路的重要问题。^[27]

文化研究的兴起当然与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话语的衰落趋向有关。美国中国学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革命研究，如韩丁的《翻身》等，基本上是在表达与美国政府官方的对策性研究相对抗的左派立场，同时也与中国国内强调为革命实践的现实主义主题服务的历史研究取向有关，两者存在着潜在的呼应关系。特别是80年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后，对革命起源的探索退居幕后，各种地方史、文化史的兴起恰恰呼应了“中国中心观”倡导的基本题旨。针对这种状况，一些怀念50年代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具有新左派倾向的学者如德里克等开始纷纷呼吁向革命史的传统解释路径复归。^[28]

尽管如此，大家似乎仍达成了一种共识，文化史研究已经形成的基本方法和命题是无可回避的，完全向传统社会史复归也已不可能，社会史研究即使有趋于复兴的迹象，也必须建立在整合文化史即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复旧。美国中国学界形成的地区研究传统，其对某一阶层和地域历史形态的细致分析，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空间研究提供了相当雄厚的阐释资源，特别是使原来属于宏大叙事的革命史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最近译成中文的研究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沈定一经历的著作《血路》一书，就反映出社会史研究中对革命过程解释的复兴迹象，但这种复苏显然不是简单地否定以往地区史研究的人类学导向，而是试图把“区域研究”与在革命年代实施广泛社会动员的背景下超越地域界定的革命者身份角色的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萧邦奇分别考察了沈定一在上海、杭州和衙前三个不同场域中的活动情况，用近乎白描的方式叙述了沈定一的革命身份与不同场域人群活动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力图把对革命时期社会动员的跨区域解释与个人遭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把地区史研究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巧妙地加以结合，既体现了“区域研究”对基层社会微观场景的关注，同时又通过作为沈定一活动背景的三个场景的交错呈现，试图跨越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对社会变革运动解释的限制。^[29]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地区史”研究成为“新革命史”阐释导向的一个十分必要的中间环节，而不是革命研究的对立物或舍弃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