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源流上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可以说是在反传统“汉学”的境况下诞生的。[1]概而言之，所谓传统“汉学”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拼贴出的一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等等就属于这类著作。[2]这种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想象式建构”[3]，甚至影响到了西欧启蒙运动的舆论导向，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就声称哲学家的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从而借此对抗西方的宗教势力。[4]按萨义德的说法，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5]只不过这种想象带有迷幻的赞美色彩。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势力的拓展，西方现代化的普世逻辑逐渐支配了西方汉学界，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6]，促使汉学界借助西方的近代发展趋势重新把中国想象成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所以史景迁认为，对中国的“他性”的塑造，与西方的现实境遇有关。[7]而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却与古典汉学研究（the classical sinology）的分析路径大相径庭。总体而论，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特点可以从费正清的研究框架中体味出来。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基本上阐述的是中国古代朝贡制度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通过探讨鸦片战争后12年内通商口岸条约制度在演变过程和上海外国税务司的形成，暗示中国朝贡制度在现代国际网络中的衰落命运。在另一本著作《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亦直接使用对立的两个概念：“集权传统”与“社会革命”，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喻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权传统借助儒家思想渗透进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人道主义传统等方面，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节奏时引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连续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是对传统结构的冲击。[8]如后人所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体系带有较为明显的“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的色彩，由于其刻意强调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从中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费正清被麦卡锡主义者指责负有丢失中国的责任，但费氏的观点仍是美国透视中国历史、制定对华策略的主要依据。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这种对策性思维定式的迹象，后来崛起的批评者如柯文对费氏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费正清模式”过度关注于沿海贸易的地区，而没有把中国的其他地区如内陆的情况纳入观察视野；二是把一些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从而忽视了从中国人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性。这一批评引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其与传统“地区研究”的差异表现在逐渐淡化中国研究强烈的对策性色彩，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对中国历史与传统发展的认识脉络，柯文把这种转向概括为“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也应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图景的复原，深化对下层历史的了解。因为美国中国学的早期著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关切的问题，如鸦片战争、太平军、中外贸易、传教事业、日本侵略等等。而晚清以来发生的许多关于改革的言论采取的是处理内部事物的方法，与西方的刺激无关，比如“清议”就被看作是儒学内部的一场争论。这些现象的发生有可能仅仅是中国历史内部自身发展逻辑的一种近代表现。柯文强调说，选择历史事实的意义时取决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这又取决于我们关注时代演变的主观角度，其言外之意是反对历史发展的单向聚集的观点，强调对历史个别化特征的解释，否认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9]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导向明显受到20世纪50～60年代殖民地独立时期疏离西方政治控制的背景影响，认为文化的多元共存是阐释非西方文化历史之真正意义的前提条件。
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60年代以后，除个别学者如施坚雅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美国中国学逐步转向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与美国中国学界的阐释取向相比较，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发展图景的解释，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也逐步转向了强调外力因素作用的轨道。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首次提出“国民史”的概念，认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应是激发国民意识的工具。梁氏观点的重要贡献就是把中国历史首次置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之中加以重新定位。他首次承认，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流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自足的文化实体；同时也承认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文化秩序意义上的朝代循环和复古式的人类退化过程的分析，而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发展相关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梁启超心目中的中国历史一旦从一种“地方时间”被纳入“世界时间”的流程，也面临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就是需要重新认定中国历史发展是否具有独特性，如果有，那么又如何与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势相协调和衔接。[10]
到了30年代，对中国史的解释继续被纳入“世界时间”的进程之中，而且更加明确地带有线性进化观的取向，即历史的发展过程应有一个终极目标，对历史过程和现象的阐释由于与这个目标的设定密切相关，因此历史阶段的划分也必须以此目标为最终指向。同样，中国史作为一种“地区性历史”，也不应该具有自身的例外性，不应该做出独立的解释，而应是世界阶段性时间进程的印证，和与西方历史进行关联性比较的结果，著名的中国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提出，就突出表现了中国历史学家对线性进化史观的执着信仰。(www.xing528.com)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集中讨论的近代问题，特别是“三大高潮、八大运动”革命史框架的提出，都特别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作用。当然，另一重要的历史纬度即国内阶级矛盾的酝酿和激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也是与之并行不悖的另一条主线，但这条线索同样是在第一条线索不断刺激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仍比较强调外力的作用。所以我个人以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有一体两面的效果，即都比较强调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冲击的决定性质，只不过两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有所不同。费正清基于美国的战略思维，强调西方触媒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而基本忽视中国内部变化的传统依据何在；而中国学者则同时强调外力冲击造成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阶级冲突这样两条双重线索，似乎比费氏的解释多了一些复杂性，也显得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革命史的框架仍是围绕与西方相关的重大事件设计问题，而且这些事件的起因与背景大多与西方有关，讨论也以此为核心加以展开，所以其基本模式与“冲击—回应”说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费氏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有利的一面，而革命史框架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结构破坏性的一面，但两者都没有真正把中国传统自身的特性纳入考察视野，而是基本上把它视为负面的因素加以抨击。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入，围绕革命史框架的纯粹政治史纬度的解释逐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一些原来被负面评价的历史现象，逐渐拥有了正面性的解释，原来属于外力侵略的一些历史内容，由于现代化国策的调整，其部分措施逐步获得了较为正面的肯定，比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基本正面的现代化先驱式运动，又如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随着对现代化运动评价标准的改变，对其基本的评价也有从反帝运动转向封建愚昧运动的迹象。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看到，对现代化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逐渐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治史解释，对历史阶段论的认定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理性关系的论证，这表现在对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变化上。80年代中期，受到“文化热”流行趋势的影响，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勃兴的景象。从表面上观察，这一转向主要是针对以往事件史、政治史所奉行的“宏大叙事”原则忽视日常生活历史细节而发生的纠偏运动，其中也表现出向地区史靠拢的若干倾向。但细究其意，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说”及其相关的地区史走向颇有不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区史”倾向是反思外力冲击的一个结果，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和社会因素在西方世界控制之外的独特意义和活力性质，特别强调在传统影响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而国内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特别是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主要还是政治史、事件史解释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如前所论，80年代对文化的反思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直接结果，而文化史的基本思路仍浓缩了近百年对中国内部变革与西方之关系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早在20世纪初就由梁启超提出来了，即认为自外力渗透呈不可遏制的趋向以后，中国社会就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递次变化的过程，从此以后，知识界对现代化过程往往容易釆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11]于是在对这个过程的评价中，常常仅以现代化程度为参照，逐步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在纵深层次上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架。其主要症结在于，国内史学界尚缺乏对现代性问题复杂程度进行深刻认识的理论准备，而仅仅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扫荡的必然步骤，从而看不到传统在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身的活力。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化主要是指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发展模式和扩散的实践过程，主要是指功能制度意义上的建构，而“现代性”主要是指一种对于时间进化的态度。[12]因此，对现代化作为一种基本国策的论证和对现代性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取代。而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仅仅在政治史的意义上，即主要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纯粹政治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负面含义，或者像现在那样仅仅对现代化的过程简单加以认同，这都不利于对“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本土的处境进行合理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认为：“现代性”就像一把双刃剑，因此必须尝试创立一种对现代生活双刃性的制度分析法。[13]我想是否我们历史学界也应该想办法寻找到一种对历史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双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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