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中涉及冯叔鸾与他人论争的文章共有46篇，所涉及的问题有白牡丹之争[245]、“旦癖”之辩[246]、戏子之役[247]、梅兰芳之争[248]以及与林屋山人的争辩[249]，现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分析。
“白牡丹之争”是发生在冯叔鸾与非禅君之间关于白牡丹是否以“艺”立足而展开的论争。其开端是冯叔鸾于1919年9月15日在《晶报》发表了《白牡丹》一文，对初次到上海的白牡丹进行了介绍，且冯叔鸾认为白牡丹之所以能够在戏剧界立足是在于“艺”字。
记者按小楼而外，小云挟花衫之时髦，小培挟谭派之家传，彩霞挟青衫先进之资格，各有立足之地，惟白牡丹其所以立足者，乃只在“艺”字，爰为纪之如右。[250]
冯叔鸾发表的这篇文章引得非禅君颇为不满，写《问问这位重艺轻色的评剧家》一文质问冯叔鸾。冯叔鸾在10月3日的《晶报》中给予了回复，写了《答非禅君白牡丹究竟是好》一文，对非禅君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首先，针对非禅君提出的“何以对于武生、老生、青衣漠然视之？对于花旦倒极力颂扬，既是重艺轻色，何以要提倡花旦呢？”一问，冯叔鸾认为他并非认为武生、老生、青衣等角色不重视技艺，针对这些角色也多有人撰文进行褒扬，而他文章的主角是白牡丹，故而只说白牡丹即可，无需牵连他人。其次，针对非禅君提出的“何以小云的青衣可挟，白牡丹的花衫不可挟？”一问，冯叔鸾认为尚小云能在上海立足，是由于其被称为“梅兰芳第二”这一虚衔，而白牡丹立足则是凭自己的实力，没有依靠任何虚衔来博得关注。第三，针对“何以牡丹所挟独是艺？别人所挟就不是艺呢？”这一问，冯叔鸾也给予了回答，他认为白牡丹靠真本领立足，并无外界帮衬，且他所说并非是指别人无艺，只不过这些人成名不仅仅是靠艺，还有其他的因素。
“旦癖”之辩是发生在冯叔鸾与张丹斧之间关于戏迷钟爱旦角的论争。1920年1月21日《晶报》刊登了冯叔鸾的《旦癖》一文。“癖”指对事物的偏爱成为习惯，冯叔鸾以“旦癖”为题目意在说今日戏迷虽多，但这些戏迷中以喜欢旦角的最多，并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冯叔鸾认为如果把这些钟情于某一位旦角的人也列入戏迷的范畴实为不妥，戏剧中不仅只有旦角还有其他许多角色，如若只钟情于旦角，便可能有“旦癖”之嫌。(www.xing528.com)
今之人嗜戏者日多，故戏迷亦多，然其所赏识者，乃皆在生、净、丑之外，而以旦角为独多，南北旦之声明楚楚者，梅郎以下，若尚小云、贾璧云、白牡丹、欧阳予倩、程艳秋、黄润卿、王灵珠等辈，靡不有人为之标榜称扬。文人措大则笔墨捧场，巨公豪客则金钱招致，若冯总裁之于梅，张墙老之于欧，罗瘿公之于程，中州某君之于贾，上海某四爷之于赵尚黄诸人，皆其例也，以此辈列入戏迷，殊嫌未当，盖戏中之角色非仅限于旦也，故毋宁谓之有“旦癖”。[251]
在随后一期的《晶报》中张丹翁[252]就冯叔鸾所提到的“旦癖”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说法根本不成立。
“戏子之役”是以1920年10月6日《晶报》刊登了一位署名“戏子”的《敬告评剧界》一文而引起的论战，戏子的言论引起了许多评剧家的不满，评剧家们纷纷发文回击，在这场论战中自然而然地分成了“评剧家派”与“戏子派”，两派互相写文谩骂与攻击，且因为当时的《晶报》主笔张丹斧刊登了“戏子”的文章，引得许多不愿与“戏子”同处一处的评论家纷纷转移阵地，不向《晶报》投稿，另辟阵地与“戏子”论争。而冯叔鸾与张豂子则支持“戏子”，对那些发文攻击“戏子”的评剧家进行了批评，并与“戏子”处于同一阵营，参与到与其他剧评家的论战中。
“戏子”发文对报纸上骂他们新戏的剧评家给予回击，许多剧评家认为他们排演的新戏是变戏法且不贴理、不近人情，“戏子”则回击说他们排戏的宗旨为能够卖钱，且造成剧评家批评之情况是由于看客而非戏子之故，评剧家们只骂戏子而不骂看客实属不妥。旧时对“戏子”一词含有轻视之意，而此篇文章作者署名“戏子”并不是认为戏剧演员身份卑微，而是相较于那些“自诩高尚”的评剧家们而言，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在“戏子”发文之后，11月15日的《晶报》又刊登了署名“第二号戏子”的《戏子议和代表》一文，认为第一号投稿的戏子把评剧家的发言权夺了，招牌砸了，十分扬眉吐气，正因如此许多同行都收到谩骂的匿名信及威胁的恐吓信，所以基于此还是不发表言论的好。文章末尾还附了张丹翁的按语以及第一号戏子写给张丹翁表明不再发表言论的信。在11月18日的《晶报》上分别发表了张豂子《戏子是谁》一文及马二先生的《破烂的东西》一文，都认为“戏子”能够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与观点对于戏剧的发展与进步是好事，应该欢迎他们多多发表言论，并参与到戏剧的讨论之中，他们是研究与讨论的良伴，评剧家们出来胡骂乱猜毫无意义。随着“戏子”的感谢文章，由此引发的论战也落下了帷幕，许多评剧家又重新回到《晶报》撰写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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