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一系列的现代变革，并与当时的政治氛围越来越密不可分。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洋务运动的失利，使得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如果没有社会政治制度的因时而变，仅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的层次上向西方学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文化难题。于是，宣传倡导政治变革、呼吁鼓吹维新变法的报刊、组织、学会、团体日益增加，维新变法、政治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引起众多朝野之士关注的重要思潮。而紧随政治制度、文化思潮的变迁而来的，便是戏剧的近代化转型。以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为标志，近代文学发展的高潮开始出现，梁启超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打出“小说界革命”的旗号，小说、戏剧都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迅速繁荣的时期。[2]一系列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学重新审视，小说、戏剧等俗文学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这就为戏剧传播提供了优越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中所收的27种白话报刊中，有18种刊发过与戏剧相关的信息，包括戏剧剧本、戏剧新闻、戏剧评论及戏剧广告，对近代戏剧传播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一）戏剧剧本
20世纪初期的戏剧创作涌现了自唐英、杨潮观、蒋士铨时代的兴盛局面之后的又一个高潮，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留下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根据左鹏军的统计，仅1902年至1910年间，产生并发表传奇杂剧就有91种，这个数字几乎等于近代前期61年（1840—1901）的作品总和。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革，题材上呈现出十分强烈的政治化、现实化倾向，而故事性、戏剧性逐渐弱化，抒情化、议论化、案头化倾向十分普遍。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戏剧体制自身的演化，即传奇杂剧的文学体制与舞台演出的音乐体制逐渐分离；一是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戏剧作为发动群众进行启蒙宣传的工具，这就规定了近代戏剧鲜明的功利性和面向社会与民众的崭新的思想内容。[3]此外，这一时期传播媒介的更新换代也对这种变革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由于近代印刷工业的高速发展，报纸杂志大量出现，此时的大多数戏剧作品已经可以及时地在报刊上发表，并且绝不限于小说报刊、戏剧报刊以及其他文艺性报刊，几乎所有的报刊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性、学术性报刊也曾发表过戏剧作品，表现出对传统戏剧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有的报刊本没有“戏剧”一栏，但因时风所趋，也争相添加了此栏，如《直隶白话报》第三期在新设“戏剧”一栏的篇首还附上说明：“本报本来没有这门类，后来想起，很觉不是，刚好这几天接了外头好几封信，都说戏剧是狠要紧的，本社看这话实在有理，所以当第三期快付印时，赶紧编成一本时调的戏，登在报上，列位若没有事做的时候，把他唱唱，也是好玩得很呵。——本社识。”[4]足以可见当时各大报刊刊载戏剧作品已蔚然成风。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汹涌之势，报刊文风的改革、报章文体的兴起，使得白话文报刊大批涌现。而这股新生力量也不忘传统，紧跟潮流地积极刊发最新创作的戏剧作品，为近代戏剧的传播振臂高呼。仅《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收录的27种白话报刊中，就有7种曾刊发过戏剧作品，且时间主要集中在1903年至1908年间，并以《中国白话报》及《安徽俗话报》所刊发的数量为最。不少轰动一时甚至影响至今的名人佳作皆是在这些白话报刊上首次发表的，如吴梅的《风洞山传奇》《俄占奉天》，感惺的《游侠传》《断头台传奇》《三百少年》《卖货郎班本》等。对于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白话报也予以了及时转载，如汪笑侬的《瓜种兰因》等。更有一些不知名的甚至已经被戏剧史忽略的小作，在白话报上也曾有刊发，如《黑世界寻兄》《痛定痛》《秋女士魂返天堂》《斩三蛇》等。《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中所收录的戏剧作品共22种，详见下表：
《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所收录戏剧剧本简介
（续表）
（续表）
新兴传播媒介对于近代戏剧的发展可谓举足轻重，使得这一时期的戏剧作品呈现出与传统戏剧迥然不同的风貌。在内容题材方面，传统戏剧主要涉及爱情婚姻剧、历史剧、社会剧、公案剧、神仙道化剧等，而到了近代，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安、社会文化的发展变革等种种因素，历史题材剧的比例逐渐增加，而新兴的时事政治剧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艺术特征方面，随着报纸刊载戏剧作品之风的兴盛，报章文风对于戏剧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现实社会、现世人生的关注，自古以来就是戏剧作品的重要题材之一。清代自康熙中期以后，由于文字狱等思想禁锢，明末清初剧坛兴盛的时事剧创作几成绝响。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的夹击，使得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直面社会现实，时事剧在沉寂100多年以后，终于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再度崛起，风行剧坛。到了20世纪初，剧坛更是几近成了时事剧的天下，不仅传奇杂剧，时装京剧、文明新戏也充斥着“时事”的身影。在《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所收录的22种戏剧作品中，就有17种是时事剧。内容涉及拒俄运动、义和团运动、民主革命、揭露政府丑态，以及日俄战事、波兰战事等外国时事。这些剧目较之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戏剧传播方式，呈现出了全新的风貌。
首先，所谓“时事剧”，顾名思义与时事紧密联系，自然必须具备时效性。而这一需求恰恰正是作为其载体的报刊的一大优势。常见的情况是，报刊之“新闻”一栏刊发的重大事件，到了“戏剧”一栏，已经转化为戏剧素材，或是被直接演绎，或是被借题发挥。下面以《中国白话报》为例具体分析。
《中国白话报》的出现正值晚清白话文运动兴起之际，更与社会时代思潮的转变和革命派的崛起密切相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沙俄乘机侵占东北，并于1903年拒不履行《交收东三省条约》，强行闯入辽宁奉天，企图独霸东北。沙俄的强权行径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1903年4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张园召开大会，集议抗俄。4月29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组成拒俄义勇队，决定派代表回国赴前线，宣传抗俄。签名入队者达130余人。[5]《中国白话报》的创办人林白水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镇压后，林白水回到上海。1903年12月与蔡元培、叶浩吾、刘师培、陈兢全、王季同、陈去病等人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同时创办《俄事警闻》，后为扩大革命宣传效果，于1903年12月19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白话报》。该报较早地提倡白话文，所刊登的文章均身体力行地运用白话进行写作，而其文章内容则竭力鼓吹反帝爱国、革命排满，并向民众传播自由、平等学说，期望造就新的国民，具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和办报思想，充分体现了时代特色。
《中国白话报》的栏目在发刊词中预想设计有“论说”、“历史”、“传记”、“地理”、“学说”、“新闻”、“教育”、“实业”、“科学”、“批评”、“小说”、“戏剧”、“歌谣”、“谈苑”、“选录”、“来稿”等16栏。后又增辟“时事问答”、“军事”、“日俄战争记”、“文明介绍”、“通信”等栏目。其实每期不过10栏左右。其中，“戏剧”一栏主要登载“新编的各种时调好戏本”。这些剧本无不与该报的办报主旨以及时局紧密联系。《中国白话报》从一开始就宣传反对沙俄侵略，其第1期的“新闻”一栏中，15条新闻就有7条是关于俄国的，包括：“俄国兵占了奉天”、“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电报”、“瓜分就在眼前”、“张之洞共俄国钦差的说话”、“增祺叫苦”、“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和“可怜东三省的满洲人”。到了第3期，正值日俄战争前夕，“半月纪事”一栏密切关注着日俄两国的最新动态，刊发的新闻有：“俄日预备打仗”、“紧急电报”、“俄事日急”、“日本兵向釜山进发”、“日本下战书”、“日本公使的说话”、“俄国海军”、“日本海军”以及“俄国备战”。第5、6期新增了“战事警报”，专门报道日俄战况。在第5期的“战事警报”篇首有文：“我这白话报，刚刚要印好时候，忽然得着十二分紧急新闻，就是日本共俄国已经开战的信息。因为这事实在要紧，所以特添一张新闻，名做战事警报。你们列位，要当心一点看下去。”[6]而从第7期开始直至第19期（其中第10期和第16期《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中缺失），更是将“战事警报”改为“日俄战争记”，以大量的篇幅专门报道当时日俄战争的最新战况。第20期以及第21、22、23、24期合刊中，虽取消了“日俄战争记”这一独立版块，但是在“纪事”一栏中，也独辟“日俄战事纪闻”，继续关注战况。《中国白话报》对于日俄战争的关注度从其所费笔墨之重中显而易见。这些文字虽然尽量力求如实报道，但嘲讽、敌视的情绪仍有所流露，并且强调中国的主权意识、国家观念。另一方面，除却对战况的跟踪报道，《中国白话报》在“戏剧”一栏也积极刊发与其相呼应的最新时事剧目，如第5期的“俄占奉天”、第21、22、23、24期合刊的《三百少年》。《俄占奉天》由著名剧作家吴梅创作，原为上下两部，上部名为《袁大化杀贼》，下部未见刊。《袁大化杀贼》是一出独幕时事新戏，作者借当时的边防名将袁大化杀死帝俄侵略者庇护下的马贼之事，鼓舞人民向侵略者及其走狗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三百少年》是一出四折时事杂剧，作者感惺，内容以日俄辽阳战争为背景，记述了几位虚构的主角观战并埋葬为俄国战死的三百中国百姓，借主人公之口，抒发了对无辜百姓枉死的同情与感叹。这两部剧作皆创作于日俄战争时期，取材于现实，尤其是时下最受关注的热门事件，剧中人物及剧情写实大于虚构，较之传统戏剧，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不再是过去或虚拟时间的故事，而正是作者与读者共同亲历的现实。读者在读完时鲜的新闻之后，即刻又能读到以这些新闻为素材的剧本，前者重于客观记叙，后者重于主观抒发，使得读者在短时间内对这些事件产生由认知到思考再到感发的体悟过程，这正是白话报编者所期待的阅读效果。戏剧作者将戏剧作为开启民智、教化国民的一大工具，紧跟时代步伐，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进行创作。而白话报编者对剧本的选用，也是以为报刊主旨服务为首要原则的。正如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中所说的，“欲民智大启，必自光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阅之，必自白话报始”[7]。白话报的使命便是“启民智、作民气”，而为了更广泛更深入地普及，编者将底层百姓也能接受的传统戏剧作为传播工具，这样一方面保存了传统戏剧文化，一方面也使传播效果事半功倍。
在各大白话报刊上登载的戏剧剧本，一方面仍旧努力依循传统杂剧、传奇的样式进行创作，一方面也发生着一系列的演化，故事性、戏剧性的削弱，清中叶以降的以文为曲、案头化倾向在近代愈演愈烈。主要表现为情节、人物的淡化，议论、抒情的文风居多，同时也融入了不少新词汇。
《中国白话报》第1、3期刊登的《木兰从军》，主题是歌颂木兰主动请缨、上阵杀敌的英勇巾帼形象。在第1期篇首注明，前本为《征兵》《嘲兄》《别亲》《出塞》，后本为《陷阵》《奏凯》《廷对》《锦旋》。若按照如此布局，情节尚算完整、连贯。可是事实上，这些名目却并未在剧本中具体标明，且有些名目所对应的情节十分简略，如《征兵》一节，只是以征兵军官赵敬的几句自述便一笔带过了。又如“奏凯”部分主要以小旦与小生的一段对话推进故事发展，同样十分简略。
（小生小旦同上，战斗数合败下）（小旦问）来此已是何地？（小生白）来此已是，莫斯科。（小旦白）将军不可懈怠，紧紧追上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小生白）是。（小旦白）请。同舞戈下……（小生小旦同追上）（小旦白）来此何地，如何不见胡儿只影。（小生白）来此已是北冰洋。想是胡儿已被汉人斩尽杀绝。就请将军一同班师回朝罢。（小旦白）我好欢喜也。（唱）（平板）想我得将军，犹如风从虎、龙从云，同去边关把山河奠定。你看从今后，宇宙清宁，一统全球庆太平。（作笑介）（小生白）恭喜贺喜。（众呵介。小生小旦同舞戈下）[8]
与篇首注明的八个部分相比，实际的剧本篇幅被大大压缩，剧情显得十分简略。
与部分情节的弱化相比，剧中大段的感情抒发占了不少篇幅。如木兰对其兄怕死不肯应征的嘲讽：
小妹有言来劝道，你且静听莫心焦。古来中外大英豪，那个不是杀身把国报。如何这样委蕤不成材料，贪生怕死使人笑，说你是个有名无实的大草包。我只恨我年纪小，生来又是女娇娆。我要是投生是男子，手里拿着戈矛，腰里挂着弓刀，单身匹马阳关道，定然杀得这胡儿没命奔逃。”“男子可丑真可丑，真个银样镴枪头。听见胡儿便缩首，不肯沙场把血流。伯士哥哥不是我做小妹子的笑你，你从今后不必夸大口，说当敌忾赋同仇。我看你胆小如猪狗，不及我娇娆一女流。
又如木兰在前往军营途中的一段唱词：
莽风尘，接中原。一片黄沙，杀气腾腾。遍东西南北，弥漫天涯。不料他，一纸军书，飞到我秀窗下。顿教我，女英雄，怒气起义枒。霎时间，拜别了，高堂白发。抛弃了，闺中女伴，刺绣拈花。抛弃了，调脂弄粉，熏香焚麝。抛弃了，歌衫舞袖，弦索琵琶。来争这，拔剑登坛，提戈挈马。来见这，枪林刀树，杀人如麻。来争这，壮士头颅，男儿身价。来听这，边关杨柳，塞外胡笳。你看我，顾盼自雄，风云叱咤。你看我，立功锡土，建府关牙。你看我，牵系胡儿，拜倒裙下。
可见，如按篇首之名目划分，实则不成比例。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囊括了如此多的情节，必定使得部分情节被弱化，这就极易让读者产生情节过于跳跃之感。也使得人物塑造不够丰满。此外，全剧在语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即融入了当时的新词汇，如“莫斯科”、“北冰洋”等。
又如刊于《中国白话报》第7、8期的《康茂才投军》，以康茂才投奔朱元璋为起因，描述了在异族统治中原的黑暗时期，朱元璋、刘伯温与富商石德开，壮士康茂才、陈欲成、王文金等人共同谋划起义之事。题名之下注有“托言”二字，可能即是借元末朱元璋起义之旧事影射当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号召有识之士团结起来推翻异族统治。剧中科白、唱词都有大段说教，不难看出，朱元璋、刘伯温等人物设置其实都只是“托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揭露、批判通过人物或是呼应剧情的，或是不合时宜的语言而展露无遗。如此安排，一方面达到了作者鼓吹革命的创作意图，但另一方面，在艺术水平上就有所欠缺了。
（二）戏剧新闻
所谓戏剧新闻，即以“舞台演出”为中心，关于演员、观众、剧本和剧场信息的报道。在近代报刊出现之前，戏剧新闻主要借助节日民俗，以口传、笔记、日志的形式进行的亲身传播或群体传播。[9]而由于报刊媒介的介入，戏剧新闻逐步在形式上走向独立，这也意味着戏剧艺术的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
白话报所刊载的戏剧新闻范围甚广，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的与戏剧相关的社会信息，主要有与戏园相关的新闻、与伶人相关的新闻以及其他与戏剧活动相关的琐碎新闻等。在早期的白话报刊中，戏剧新闻被收录于社会新闻中，并未独立分出，如《天津白话报》在“本埠新闻”中夹杂着戏剧新闻，《爱国白话报》《白话捷报》也在“本京新闻”中加入了戏剧新闻。这些“本京”、“本埠”的新闻多为社会新闻，种类并未再细分，内容庞杂，排列顺序亦无规律，与戏剧相关的信息常被夹杂其间，文字简练，篇幅短小。如这则“戏园子被封”的新闻：“地安门外天和茶园，因屡次拖欠月捐，昨奉警察厅令，被右三区给查封了。”[10]
随着读者对于戏剧信息的关注度与需求量的提升，戏剧新闻逐渐被独立出来单独报道，并开始拥有相对固定的版式和位置，因而出现了以“梨园近讯”、“梨园消息”、“菊讯”、“伶界新闻”等各色名目命名的新闻专栏。以《北京白话报》为例，第154号至第1302号中仍在“本京新闻”中穿插报道戏剧新闻，而自第3010号出现“梨园近讯”单独报道戏剧新闻。[11]
在综合新闻中加入戏剧新闻，说明当时戏剧活动已成为社会活动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戏剧新闻在形式上的独立，则进一步体现了戏剧活动在数量上的增加及其地位的提升。
随着戏园逐渐成为大众的公共消费空间，与之相关的讯息自然也成了戏剧新闻的主要来源之一。与戏园本身有关的主要有戏园的开张、倒闭、重修，政府颁发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如某戏园因某情况被罚等相关新闻。如“演唱淫戏被罚”：“中和园维德社、广兴园群益社，于九、十两号，演唱金玉兰的辛安驿、小马五儿的高三儿上坟等剧，体态淫荡，有伤风化，当经该园长警，及督查员等，报告警厅。十四号，由厅传讯该两园执事宋树明、潘寿山等，供认属实，遂即判罚中和园十元，广兴园五元，以儆效尤。”[12]
与戏剧演出有关的主要有一般演出的预告或事后报道，义演、赈灾演出、祝寿演出的相关报道，以及新戏的排演信息等。如“演唱连台好戏”：“东安市场吉祥茶园永庆社，演唱儿女英雄传。今日是悦来店，明天接演能仁寺。这是王瑶卿的拿手戏，其中又有王凤卿等名角，戏座儿一定少不了。”[13]
此外，在戏园内发生的社会新闻也经常被报道，包括戏园火灾等意外事故、在戏园内发生的斗殴事件等。如“后台一哄而散”：“十五号，春仙茶园永庆和，演到下午四点多钟，前后台查堂。因为客座数目不符，彼此大起冲突。此时将演崇鹤年、黄润甫的黄金台，不料后台动了公愤，众人一哄而散，戏遂中止。幸亏是日座儿上的不多，内中也没有暴烈人，遂皆漫散，算是没出大吵子。”[14]
可见，与戏园相关的新闻报道，大多并非将戏园作为戏剧传播的媒介，通过报道与之相关的新闻来为戏剧艺术做宣传，而是将戏园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以社会新闻的视角报道发生在戏园内的新闻，因此只能称之为与戏剧相关的新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新闻。
当时社会对于戏剧活动的关注，除了戏剧表演本身和表演场所，另一焦点便是表演者，即戏剧伶人。早期白话报刊中，对于伶人的报道，更注重“事”本身，而非“人”，许多新闻标题中都以“名伶”、“女伶”、“名优”等称呼代替具体人名，如“名优一病不起”[15]，“押解女伶赴津”的“京师地方审判厅巡警，押带女伶马贵林，于五号早八点三十分，乘京奉路快车，解往天津地方检察厅讯办”[16]等。即使闻名如梅兰芳，在新闻标题中也仅以“名伶”称之，“名伶出京”：“唱青衣的梅兰芳，于二十三号那天，乘晚车出京，前赴上海去了。”[17]而随着名角的不断涌现，关于伶人的新闻，逐渐开始更注重“人”，在报道中直接指名道姓。这犹似如今对于艺人的报道，无论是否与表演有关，媒体对于新闻素材的取舍仅在于新闻主角的知名度。于是，许多“花边新闻”在报刊中层出不穷。如“女伶斗殴成讼”[18]、“伶人拾物不昧”[19]、“王伶之钻饰出现”[20]等。媒体对于伶人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其专业技艺，而延伸到关于伶人本身的一切琐事。可见，伶人逐渐以公众人物的身份被媒体频频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戏剧及戏剧艺人的关注度，戏剧艺人的地位开始有所提升。
此外，除了对于某一伶人的报道，关于戏班的新闻也时有出现，如“戏班重整就业”、“戏班迁移改组”、“又一戏班成立”[21]等。(www.xing528.com)
白话报所刊戏剧新闻内容丰富，首先，从取材来看，正面、负面的新闻都有。一方面，伶人义演、赈灾演出、“梨园义举”等报道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戏园斗殴、伶人沉迷烟毒等负面报道也不绝于耳。报刊对于新闻素材的取舍，正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关注焦点，可见戏剧活动的方方面面在当时都是极受大众关注的。而“花边新闻”的出现，看似是琐碎的报道，却也是迎合读者兴趣之举。
其次，从记述方式来看，除了普通的单篇报道，对于某些新闻事件的发展，还会有后续报道，如“戏园互殴成讼”与“再志戏园互殴”[22]、“女童学戏被骗”与“再志女伶被骗”[23]、“大闹文明茶园”与“大闹茶园余闻”[24]、“戏园争抢女伶”与“再志争抢女角”[25]等。而对于某一特别事件或某一名伶的新闻，常有以“追踪报道”的形式进行连续、翔实的记述，如“梅伶赴日演剧”[26]、“梅伶安抵东京”、“驻日使馆招待梅伶之盛况”[27]以及“梅伶好事多魔（磨）”[28]，就是对名伶梅兰芳赴日演出的系列报道。又如，民国时期北京著名的第一舞台是当时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戏院，筹建于1912年，由杨小楼和另外两位社会名人共同出资创建，并于1914年正式开业。由杨小楼、梅兰芳等名家创作演出的名剧《霸王别姬》就是在这里首演。而另一让第一舞台出名的原因便是火灾，前后三次大火，使其终因无力重建而倒闭。而其建成后第一天开演《钟馗嫁妹》时的火灾曾被当时报刊追踪报道：“舞台开幕遭灾”、“第一舞台余殃”、“舞台劫后余闻”[29]、“第一舞台被罚”、“第一舞台停演”[30]。除了客观报道，报刊上同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评论文章：“吊第一舞台文”[31]、“我也说说第一舞台”、“第一舞台调度无方”、“第一（舞）台用人不当”[32]、“第一舞台之悲观”[33]、“第一舞台危矣”[34]，足见当时社会对其的关注度。
此外，一方面由于进一步报道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白话报刊开始在文字描述中插入图片资料，使得新闻报道更为生动、夺人眼球。如《北京白话报》在报道吴素秋、陆素娟等伶人演出情况时，都附有照片。[35]“吴素秋又一代表作新剧《龙凤宝环》今日首次公演于新新”，在这则报道边上附有“名坤伶吴素秋便装倩影”照。另如《北京白话报》也曾单独刊登名伶照片，“名鼓姬王艳红”[36]，“冯金芙：北京戏剧学院之高材生，饰能仁寺戏中之十三妹”[37]，以及“奎德社坤伶近影”[38]等照片。图片资料较之文字介绍更为直观，给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也是报刊作为戏剧传播媒介的一大优势。
（三）戏剧评论
戏剧评论自古有之，传统的评论往往依附于剧本、文章等具体作品，重曲本而略演出，多以序、跋、凡例、引、日记、笔记、评点的形式存在。即使是关于戏剧演出的理论，亦多随机性，评语简略概括，且很少讲究时效。[39]随着戏剧的进一步普及以及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逐渐为戏剧理论批评提供了刊发、传播的载体。各大白话报刊开始开辟专栏，刊登各式戏剧评论，所涉范围极广，从戏剧作品、演出情况，到伶人、戏班、戏园，以及戏剧理论、现象等，几乎囊括了与戏剧有关的方方面面。若以篇幅为界，主要分为长篇独立论说，多见于白话报刊首页的“演说”或“论说”一栏，以及与戏剧相关的具体评论，散见于各式以“戏评”、“戏谈”、“剧谈”、“戏话”等为名的专栏中。
常见于白话报刊首页的“演说”或“论说”一栏中的戏剧评论一般篇幅较长、主题鲜明，近似于如今的“社论”类文章。这类文字通常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的与戏剧有关的人、事、物，而是对于某一戏剧方面的社会普遍现象或热门话题进行评论。《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中共收录此类文章19篇（具体如下表所示），其中与当时热议的戏剧改良问题相关的就有8篇，包括《论戏剧》[40]《改良戏剧之关系》[41]《改良戏剧的所以然》[42]《改良新戏系转移社会的妙药》[43]《旧戏》[44]《改良戏剧与社会教育的关系》[45]《戏剧改良论》[46]《新戏与旧戏》[47]。其余文章如《跳戏》[48]《听戏》[49]《禁演淫戏之宜严》[50]《专验戏单是不妥当》[51]《夜晚看戏真险》[52]《对于奉天诏议局议决改良风俗案缀言》[53]《吊第一舞台文》[54]《演说与说书唱戏之比较》⑯《戏场与官场》⑰《戏剧与人心风化之关系》⑱《唱大戏》⑲等则是从宏观角度探讨当时戏剧与社会的诸类问题。
《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所刊与戏剧相关之论说
⑯《爱国白话报》第445号“演说”，《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第17册，页445。
⑰《爱国白话报》第2786号“演说”，《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第28册，页315。
⑱《北京白话报》第281号“演说”，《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第33册，页421。
⑲《实事白话报》第584号“演说”，《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第36册，页12。
（续表）
近代报刊为戏剧理论批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理论批评开始脱离作品，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此类文章对当时戏剧改良及由戏剧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评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理论及原则。对于将戏剧用来开启民智、改良群治的政治家、思想家来说，他们创作戏剧作品，对戏剧的社会功用进行宣扬、阐释，力图提高戏剧的文学、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历来轻视戏剧这种俗文学的传统观念。戏剧评论的独立化、理论化逐渐突显，为中国传统戏剧理论批评的近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除了“社论”性文章，戏剧评论更多的是针对戏剧剧目、伶人、戏园以及戏剧观念理论等方面的具体评论，这些文章多短小精悍，以杂评、观后感等形式散见于白话报刊的各个角落。如《爱国白话报》的“戏评”、“戏谈”、“剧谈”、“戏场闲评”、“春觉生剧谈”等专栏，《白话捷报》的“戏评”、“戏谈”专栏，《白话国强报》的“戏场闲谈”、“愚樵戏评”、“戏痴随笔”、“伶人历史”、“戏谈”、“戏谭”、“戏场消息”、“戏剧闲谈”、“戏话”等专栏，《北京白话报》的“戏评”、“剧谈”、“菊谈”、“菊谭”、“剧屑”、“艺世界”、“渔阳漫写”等专栏，都曾刊发过大量戏剧评论。
这些评论篇幅长短不一，内容涉及戏剧艺术的方方面面，有些只三言两语点到为止，有些则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如这则关于《斩黄袍》的戏评：“刘鸿昇生来一条好嗓子……近来又能唱高调，西皮觉着好听，能高不能低，二簧反倒不佳。这出《斩黄袍》，正合了他的式……‘宣郎不恭了’，‘恭’字用鼻音，真能憋半天。‘孤王酒醉桃花宫’一段，一六，句句是好，鼻子的功劳实在不小。”[55]作者从戏剧表演技巧等角度对演员的演出进行评论，虽然只有短短几句，并不是系统化的理论批评，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又如署名“明皇”的作者在《白话捷报》“戏谈”一栏连续发表了几篇以戏剧角色分类的关于当时伶人的评论文章，从闺门旦、花旦、刀马旦、花脸等几种角色说起，对时下的伶人技艺进行品评。“前天所说的闺门旦，往前说，总得数着子云陈子芳，往近来说，总得数梅兰芳，还带点闺秀之气。至于论到花旦这一行，大半归于淫荡态度的多，归于凶狠态度的少。如前几年的杨朵仙与票友魏耀亭，都是淫荡凶狠四字皆能作到……”[56]“花脸这一行，也分好几类，有大花脸、二花脸，有摔打花脸、架子花脸，有铜锤花脸。其中界限，分不甚清……要是专论架子，早先得数钱宝峰，如《瓦口关》《芦花荡》，那是他的绝戏，目今无人能继其后。目下的架子，得数钱金福，惜知道他好的主儿少，非得深于此道的人，不能知道。若论扮像打上把子，合作戏传神，时下无两。此人也是个老角色，听说与杨月楼同是一科的人，都是程长庚的门徒。文武昆乱，无一不精。就是嗓子太坏，所以不洽众望。”[57]
这些戏剧评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专业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剧坛的风向、伶人的生存状态，以及观众对于戏剧艺术的审美趣味，是研究当时剧坛动态的珍贵一手资料。同时，传统戏剧评论方式的转变，以及新兴“批评话语”的逐渐显现，对戏剧艺术的繁荣自然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戏剧广告
广告，意即“广而告之”，是为了某种特定需要，以语言文字、图像和其他途径向大众传递信息的一种传播方式。主要目的就是把欲出售的商品信息传播出去，以便引起需求者的注意，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实现商品出售的商业动机。对于戏剧来说，新戏上演之前，必须把演出信息传递给观众，吸引他们走进戏园看戏，以达到戏园赢利的目的。而戏剧广告正是这种传达戏剧演出信息的最佳手段，其所传达的信息主要有戏剧剧目的名称、演员或戏班、演出时间和地点。最初的戏剧广告一般采取实物形式，戏班到某地正式演出之前，先组织本班艺人在锣鼓声中绕街绕村一圈，这就是所谓的“戏班进乡，锣鼓先响”。[58]宋元时期出现了招子，即以彩纸写成的戏剧广告，上书演出剧目和演员的名称，张贴于演出醒目之处。明清时期的戏牌子、请柬、砌末、旗牌、账额等也是戏剧广告的原始形态。而清代戏园的戏单和海报，则是各戏园在新角登台和新戏上演时所采用的重要广告手段。无论是实物广告、招牌、账额，还是海报，形式都较为单一，传播范围极为有限，无法真正实现“广而告之”的目的。直到近代传媒，尤其是报刊的出现之后，戏剧广告才在这一新兴传播媒介的承载下发生了质的飞越。
清同治壬申年即1872年农历5月13号，《申报》在创刊一个半月之后，第一次刊登戏剧广告。该日第7版刊登《各戏园戏目告白》，预告上海几个戏园将要上演的剧目：
丹桂茶园，十二日演：《虎囊弹》《洒金桥》《大卖艺》《击掌》《打龙袍》《金水桥》《胭脂虎》《拿谢虎》《通大河》。
金桂轩，十三日夜演：《雁门关》《芦花河》《山海关》《玉兰记》《丑配》《飞坡岛》《卖身》《丁甲山》《青石岭》。
九乐园，十三日演：《风云会》《战北原》《三上吊》《回龙阁》《一匹布》《黑沙洞》《义虎报》《闹花灯》。
这则广告是我国报业史上的第一个戏剧广告，自此，报刊广告逐步取代了街头海报，成为观众获得演出信息的主要来源。从这则简单的戏目告白中可以看出，最初传播者只是将要上演的戏目名称告诉观众，既没有演员的名字、戏目内容的介绍，也没有任何修饰的成分，是为戏剧广告的最原始形态。经过一段时期的演进，到了20世纪初，刊登于白话报刊的戏剧广告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达到了更好的传播效果。
刊登于白话报上的戏剧广告主要包括演出广告和演员广告，或是两者相结合的广告。演出广告所提供的信息除了原始戏目告白中的演出时间、地点、剧目名称之外，还加入了演员的名称，如某某名角或某某戏班。演出地点也在原来的某某戏园之前增添了具体地址，如“开设日本租界旭街天仙茶园”[59]、“开设南市大街凤鸣茶园”[60]等。
其次，除了商业演出的广告，慈善义演也会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如刊于《国民白话日报》的这则“补社慈善会演剧广告”：“本会以图谋公益援助善举为宗旨，今阅各报悉五省水灾甚剧，是以本会全体会员热心助赈。特于本月十二夜六句钟假张园安垲第，登场奏剧以闭园为止。所售券资拨助灾区赈济。想诸大善士垂爱灾黎，乐善好施，既得善举之名，又获赏心之乐，定必联袂偕来一扩眼界。真所谓一举两得也。每券售价洋一元。售券处：中国青年会、法界商品陈列所、旅泰大菜馆、望平街口大吉楼扇号申报馆。”[61]
再者，当时最新的无线电广播也开始放送戏剧名家名段，并将节目单刊登在报刊上以吸引听众。“天津广播无线电今日放送节目：下午三点至六点，北京京华乐园，马连良（鸿门宴）；下午九点四十五分，北京中和戏院，梅兰芳（游园惊梦）。北京广播电台今日放送节目：下午三点至六点，北京广德楼，李万春、马最良（佟家坞），刘宗扬、俞步兰（庆顶珠）；下午八点至十一点半，开明戏院，尚小云、小翠花（能仁寺），王又宸（捉放曹）。”[62]
此外，除了关于戏剧演出的广告，也有对于戏剧演员以及相关戏剧产品的广告。《北京白话报》曾以整版刊登名伶陆素妍献演吉祥戏园的广告及评论文章，名曰“陆素妍公演专页”。[63]其中“陆素妍：定今日白天在吉祥演唱‘探母回令’”、“名坤伶须生陆素妍今日出演吉祥”字样的标题十分醒目，并附上“斯剧为须生之重头戏，素妍演来当异常出色”、“公演全部家庭伦理戏探母回令”等简单介绍。另有编者的“弁言”，以及以“难能可贵”为题的评论性文字。此外，还刊登了陆素妍的便装照和扮相照各一张。这种广告与评论、图片相结合的宣传方式，使读者对于演员及剧目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而演员的照片也给读者以视觉冲击，激发了读者的兴趣。可见戏园主对于演出的重视，不遗余力地为演出和演员做宣传，以期达到最佳收益。
论及戏剧相关产品，《实事白话报》社编辑刊发的《名伶化装谱》可算一例。关于此书的意图，编者在“刊发名伶化装谱欢迎投稿启”一文中说道：“今人之嗜于戏者多矣，盖以其可以娱耳目、悦心志、维风化、正人心也。然闻其声莫辨其人，虽尽美尽善，不亦犹有憾乎？本社有鉴于此，爰集同人，为名伶化装谱一书。”[64]书的内容包括：“凡今日梨园之翘楚，而享有盛名者，其姓名、别号、籍贯、年岁、角色、技艺、出身、住址，以及其化装像片，无不旁搜博采，详细考订。且化装像片，均系最近新照，或出各人家藏，决非市间所常见之片。”[65]该报社为了宣传此书，刊发了一系列广告和评论，从未刊发时的预售券：“本书不日刷印，准于阳历二月二十五日出书，定价大洋八毛，不折不扣，现售预约券，每册四毛，以一千本为限，购者请来本馆面订，或托送报人代购，不加脚力”；[66]到连续三期刊发“发刊名伶化装谱消息之名伶化装谱序”[67]和“名伶化装谱像片大披露”[68]，将书中部分讯息让读者先睹为快；继而发布销售广告“请购名伶化装谱”[69]，详细说明书的内容、价目及发行情况，以及“名伶化装谱代售处”[70]，说明销售地点；此外，还在“文苑”一栏刊登读者投稿的关于“名伶化装谱”的题词[71]。报社凭借自身优势为自己刊发的戏剧刊物做广告，而系列广告的形式较之单一的广告更为全面，较高的出现频率也使读者印象深刻，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各戏园之间为了招揽观众，达到赢利的目的，采用了各种竞争手段，报刊广告即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因此这一时期的戏剧广告数量不断增加，其商业化运作的特征也愈来愈显著。
白话报中的戏剧广告从寥寥数字的剧目告白，如“荣华茶园特请超等名角海棠红准演乌龙院”[72]，发展到附加丰富的演员、剧目介绍的长篇广告。如《杭州白话报》上的这则广告：“天仙茶园苦乐悲欢特色文武花旦，郭碟仙拿手好戏，头二三四五六七八本，红梅阁。”这些信息与其他广告大致无异，但在其下方又有一段文字：“此戏连台共有八本，当初（十三旦）名角演过后无人继起。近来所唱均未完全究其原委，无非只能演一二段而已。故阅者情节茫然不知，所竟郭大名角得其真本，臻其神妙，出色当行，较大众特别准。即日连台启演，自始迄终务请光临赏鉴，方知鱼目之不能混珠也。——园主广告。”[73]另一期中又有补充：“郭大名角世代梨园，名驰中外，为花旦行中独一无二之冠。论梆子则音律驾五月仙、灵芝草之上，而该角尤文武兼全，数二簧则丰韵超周凤林周凤文之神，而该角更情文周至其余后辈又何足云。至水鲜花音节过人，尚未能仿佛其形似，缘其传奇、小说烂熟胸中，一出登场无不曲曲传神、惟妙惟肖。际此维新时代，又能将新闻轶事改良演说鼓吹文明，以故名誉日蒸，欢声雷动本园。敦请多时未曾允许。兹乘进香天竺，小作勾留，挽驾再三，荷承慨诺，休息数天，即日登台，至时请各界诸公赏鉴，方知弋钓虚名者未能同日语也。——园主谨启。”[74]园主不惜花数百字之金，介绍演出的剧目及演员，并极尽美誉之言，充分显示了广告的商业化目的。
其次，在形式上，戏剧广告力求醒目、创新，以便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眼球。当时戏园之间竞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竞相邀请名角出演，“名角挑班制”成为一时之风。所谓“名角挑班制”就是：“以名演员及其所演的代表剧目为号召。在剧目安排上，主要演员总是最后一出戏（谓之‘大轴’），主要演员总是演主角，其他演员为其配戏。观众则在看演出时首先挑选看某某演员的某某剧目。”[75]为了保证演出的成功，戏园主不惜成本通过报刊广告对名角进行大力的包装和宣传。这时的戏剧广告标题往往用超大字体凸显单个名角，演员取代剧目成为广告宣传的重点，观众关注的焦点。如“荣华茶园特请超等名角海棠红准演乌龙院”[76]这则广告中，演员名称“海棠红”三字以黑底白字特大号印出，“准演乌龙院”字体略小，“荣华茶园特请超等名角”再次之。演员的名字根据其声望的大小不同，名字也排得大小不一，有姓名并排用大号字体，也有姓在上用大号字体，名在下用小号字体。而名角的名字通常会以特别的字体、字号印刷。如将演员芙蓉花的“花”字中的两笔用两个花朵图案代替[77]，这种花样迭出的特殊字体在广告中随处可见。梅兰芳曾说起过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时报纸上所登广告的情形：“新角在报上登的名字，占的篇幅，大得可怕。满街上每个角落里又都可以看到各戏院的海报……日报和海报，都在我们的名姓上面，加上许多奇奇怪怪的头衔。凤二爷是‘礼聘初次到申天下第一汪派须生’、‘环球第一须生’；我是‘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环球独一青衣’，像这种夸张的太无边无际的广告，在我们北京戏报上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初到上海，看了非常眼生，并且觉得万分惶恐。”[78]可见，在商业利益的影响下，戏剧广告在戏剧传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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