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总则对行为人刑罚轻重的规定及被害人责任研究

我国刑法总则在总体上对可能影响行为人刑罚轻重的事项予以规定，如年龄、自首、立功等。根据此种立法例，本书认为也应当在刑法总则规定被害人责任。具体而言，被害人行为对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对犯罪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刑法总则中对被害人的责任进行规定，可以使被害人责任如同自首、立功制度一样，成为一般性原则贯穿于所有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认定之中。当然，若在刑法总则中建立被害责任机制，则需要对被害人责任的概念以及认定进行确定。

本书认为，被害人责任是指在犯罪行为是由被害人行为引起的情况下，被害人承担部分责任而致使犯罪人责任降低或者消灭的情形。要成立被害人责任，需要具备下列条件：其一，犯罪行为是由被害人的行为所引起的，这是核心条件。其二，被害人具有过错。若被害人实施了无过错行为导致犯罪行为发生，被害人显然不能因此分担部分责任。其三，犯罪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并非只要存在被害人责任的情形，均应降低犯罪人责任，还应当结合具体的案件具体判断。这正如犯罪未遂制度一样，虽然在刑法总则中规定了未遂制度，但我国刑法并非处罚所有的犯罪未遂——仍然是根据具体的案件作有选择性的认定。(www.xing528.com)

有人认为，除了在总则对被害人责任进行概括性规定之外，还应当在分则中对某个个罪进行规定，即对被害人责任采取总分则分别规定的立法例。^[22]对于此种被害人责任构建形式，本书难以认同。笔者认为，对被害人责任的构建同时采用总分则的立法形式无异于叠床架屋。在分则中的具体罪名中设定被害人责任，如在故意杀人罪中规定“加害行为人严重受辱或被害人自身不法行为所导致，可将法定刑确定在处‘三年以下十年以上’”。^[23]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在分则的个罪中重点强调被害人责任的影响以及认定。笔者认为，这种强调将与总则的规定（若总则中存在被害人责任的规定）存在重复。根据刑法一般原理，刑法总则的规定必然适用于刑法分则的所有罪名，倘若刑法分则中也存在相同制度的规定，势必导致总则规定与分则规定的关系成为问题。例如，我国刑法与日本刑法均规定了犯罪未遂制度，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刑法是在刑法总则中规定未遂制度，而分则中则没有规定；而日本刑法则是在刑法分则具体个罪中规定未遂制度，在总则中没有规定。也就是说，一项具体的制度，要么在总则中规定，要么在分则中规定，既在总则中也在分则中予以规定的做法不符合一般立法原理。因此，本书不认同，既在总则中也在分则中规定被害人责任的做法，认为应当在刑法总则对被害人责任进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