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官僚色彩浓重，机制间沟通缺乏

20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对ADR的利用和发展已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ADR制度的基础在于当事人对于纠纷事实所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合意，这种合意使得双方在解决纠纷时的妥协和退让成为可能。基于这样一种合意的观点，有学者将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分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非对抗性冲突双方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冲突只是暂时的利益分配失调的表现，冲突群体之间并非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笔者认为，在基层社会中，这样的非对抗性冲突构成了民事纠纷的绝大多数。因此，要将纠纷化解在基层，必须本着科学发展的观点，充分认识当事人之间关于根本利益的合意性，结合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效益，通过多种途径，满足当事人的利益要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包括和解、调解、仲裁、早期中立评估、简易陪审团等方面。ADR之所以能在法治高度发展的今天日益成为与民事诉讼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与当前世界利益需求的多元发展密不可分。ADR机制强调纠纷主体之间、社情民意与法律规则之间、形式理性与实体正义之间的互动和沟通，由于其高效、便捷、节约成本的特点，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致好评。

目前，我国ADR正处于发展之中，特别是司法ADR才刚刚起步，其主要内涵为政法部门指导下的调解制度。然而，我国对调解制度的设计只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有一些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不具操作性的规定，或零星散见于其他法规之中。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9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虽然专门对调解作出了规定，但毕竟还只停留在司法解释层面，且规范的仅仅是法院的工作，较为简单，对整个调解机制的健全与完善显然不够。在当前我国法院实行的“调审合一”的审判模式中，法官既扮演着裁判者的角色，又担负调解职能。这种“调解型”审判模式以调解结案为诉讼目标，以法官的职权调查及调解活动为中心来展开审判程序。在这样的模式下，法官容易对案件裁判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且当事人很可能在调解过程中由于惧于法官的身份而形成“强制性合意”，这极易助长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的不正之风，给裁断的公正性抹上浓厚的阴影。(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调解协议之效力也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一般来说，除法院调解具有法律效力外，其他调解协议——如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些专业机构的调解协议——都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效力，实践中一般视为合同性质。一旦当事人反悔，调解协议便成废纸一张，案件又涌向法院，此前的调解便前功尽弃。在这样一种制度的渲染下，非诉断案无法从社会获得应有的公信力，纵有千般优势也形同虚设。

针对我国当前ADR制度的种种流弊，司法改革既要在微观层面上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式，又要从宏观角度完善立法、提高效率，协调发展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制度的运用，充分发挥非诉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中的职能作用，以期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中寻求最佳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