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发展新动向：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研究与理想建构

具体而言，群体性事件具有如下新动向：

1.土地问题仍然是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流血冲突的“老大难”问题

绝大多数属于“让出土地”和“获得补偿”这种利益交换的不公平、不合理，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表现尤为突出，乃至民众不惜誓死捍卫“地权”和“房屋所有权”。这类事件出现的新动向是：①原来的施工方与土地使用者、房屋所有者间的利益冲突仍然存在，而因政府城镇建设需要进行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频有发生，占到“涉及土地类”的50%。其中，有1起事件的发生，当地人士认为是不符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首长形象工程”，也是当地财力根本无力承受的工程，另1起则起因于住户对建成不久的安居房拆迁的抵制。这表明，科学合理的城镇建设规划非常重要，民众对此也日益关注。②个别地方出现官商勾结损害民众利益现象，出现政府与民争利或个别官员以权谋私问题。③为了制止群体性事件，有些地方不惜运用刑事拘留权、刑罚权、劳动教养权、警察权等公权力粗暴震吓民众，或事件背后隐藏着执法腐败，导致民众与政府出现感情割裂。④随着城市扩张，城市繁华地段的地价迅速飙升，由此引发的与土地有关的土地转让等商事纠纷，成为与基础建设土地纠纷性质不同的新型类型。

2.因“天灾人祸”引起的个别事件所导致的次生、衍生群体性事件造成公众心理恐慌，出现民众情绪非理性化，造成社会经济秩序混乱

这些次生、衍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般由个别的突发性事件所引发，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陷入“民众心理恐慌——市场抢购——销售者借机抬高物价”的恶性循环，反映了民众的不安全感剧增。尤其是2011年和2012年分别发生的因谣言、迷信造成“抢盐风波”和“放鞭炮抢购罐头”事件，反映了违背常识的民众恐惧心理和非理性的群体性自保行为。

3.工人维权的焦点出现了城市工人和进城农民工的分化

城市工人一般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与单位形成较为规范的劳动关系，在生产经营正常的情况下，拖欠克扣工资现象尽管存在，但一般不会引起大规模的职工维权，而因企业破产、企业改制等引起的失业造成城市工人转瞬间感到前途无望甚至基本生存出现困境，因此，他们对安置补偿、养老金等这些事关生存权的问题格外关注。而进城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是造成他们集体维权的主要缘由，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要求工程承包方尽快支付工资，当承包方或因工程亏损或因“三角债”等导致客观上资金链条断裂，则容易陷入困局，由此衍生的进城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4.因民事纠纷发生的个别群体性械斗现象仍然存在

大多数因日常民事纠纷而引发冲突升级，表现形式主要是当事人集结各自的亲戚朋友持械对峙乃至群体斗殴，其特点在于显著的突发性，公安机关在防止这类事件中责任重大。(www.xing528.com)

5.因城管执法引发的热点事件，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时有发生

“城管”也成为部分民众发泄“仇官”情绪的一个靶子，尤其是城管不讲求执法方式的粗暴执法行为，极易引起过路人看热闹、起哄乃至打砸等暴力行为，由此引发的城管执法权配置、执法方式等值得深思。

6.政府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其行为方式不当极易引起民愤乃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个别基层官员在对待民众诉求时缺乏耐心、态度不和蔼、举动粗暴等，容易加剧民众对基层政党机构的不信任；而极个别官员在私生活中惯于昭示“领导派头”，遇到事情时喜欢“居高临下”，动辄“语不惊人誓不休”、态度飞扬跋扈，不仅有损政府形象，而且极易引起民众的反感，甚至成为“无直接利益者”发泄情绪的“大好时机”，导致民众将矛头指向政府。总之，“这类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有偶然性、非组织性的特征，在短时期内可以聚集大量围观人群。部分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群体性事件是怀有好奇心、同情心，希望政府能够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对当前的分配制度不满或曾经遭受过不公待遇，心里淤积了不满情绪，希望借助群体性事件泄愤。”^[2]

7.群体性违法犯罪事件的侧重点有所转移

传统的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事件仍然存在，而以思想钳制（比如传销、法轮功、迷信活动）、制造假币等受害者面较广、辨识较难的有组织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

8.暴力型群体性冲突与柔和型群体性事件同时存在

比如“灾害灾难类”和“食品卫生类”引发的次生事件。相比而言，柔和型群体性事件出现扩张趋势，且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普遍性，容易被忽视，但这类事件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