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的乡土性与正统性之讨论，导源于转型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特征。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和城市、工业、市民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使资金、资源、技术、知识的配置持续地向城市、工业、市民倾斜。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很多问题是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城乡差异仍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
“乡土社会”是社会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对中国基层农村的特性所做的一种概括。“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63]我们这里探讨的乡土社会概念出自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在此书中费孝通先生曾开宗明义地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个基层上曾长出一层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特性是“乡土本色”，这里的乡土，“并不仅仅是指当时的社会生产的内容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更重要的是指一种与乡土性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特征。”乡土社会具有以下三层含义：①从大体上看，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珍视土地，几乎是不流动的，“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会有变化”。②乡土社会的人们聚村而居，造成乡土社会的生活的“地方性”。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小，村落里的人长年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社会里，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乡。③乡土社会的人生活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熟人社会里。由于乡土社会中的人不经常流动，再加上人们的聚村而居，这就形成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信任来源于彼此的熟悉。[64](www.xing528.com)
当今中国农村社会是乡土社会的延续发展，但已经超出了费先生的“乡土社会”的内涵，正处于迈向“现代社会”、“法治社会”过程中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阶段的社会状态我们可以用“后乡土社会”来界定，它既有乡土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传统和经验，同时又具有随着国家现代化与法治化进程带来的新变化，是中国农村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间阶段。乡土社会的乡土特征所发生的变化预示着“后乡土社会”正逐渐发生，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正逐渐逝去。首先，传统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已经逝去：一是职业的多样化。农业科技的发展促生了诸多的农业类型，种植业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农业生产类型，人们也已很少固守传统农业生产中的种植业，区别于传统种植业的各类农业生产纷纷涌现，市场经济的催动和生产效益比重的刺激使人们乐于选择任何高收益的农业类型，而且，乡土中的人群也不再固守农业职业，随着农村村落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不断涌现，农民职业的类型更为多样。二是人口迁徙的活跃。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人口固定迁徙——每年的春节——前后都会在春运的高潮中进行，农民工这一由传统意义上乡土范围内出生和成长的一个巨大群体因职业的选择而奔波于城市和乡土村落之间，每年数亿人的流动人口涌向能改变其统一生产生活方式的每一个角落，致使大规模、多层次的社会流动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亮点之一。三是泥土观念的渐缺。首先，职业选择的多样化和青壮年人口迁徙的活跃使得传统中给予农业对土地依赖而生的泥土观念解体，一方面，现在农业初级产品的廉价刺伤了农民基于土地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因迁徙而知的城市诱惑和生存依赖的货币化也促使其将注意力更多地投放于土地之外的收益。其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职业选择的多样化和农业生产类型的多样化，人们不再局限于本地聚居村落的活动和认知范围，一方面，村落内部的信任因频繁流动和离家的淡漠而变得松动，另一方面，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也不再隔膜和孤立，农村社区已不再相对封闭，村落之间及其与外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已在很大程度上强化，村落间的关系和村落内的人际关系被流动的不安定、犹豫的信任和淡漠的熟悉所代替。礼治秩序的逐渐淡化，为法治秩序的建立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社会的责任。但是在承袭了数千年礼法的秩序的中国乡土社会上建立现代法治秩序，必然将会面临可以预见的诸多阻碍。[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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