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合同法：强制性规定限制合同双方自由意志

当代合同法与现代合同法并无明显的发展界限和本质差异。这是因为，支撑和筑构当代合同法的基础并没有质的改变，“私法自治”仍处于相当重要的基石地位，“契约自由”为题中应有之义。但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许多人们始料未及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和司法实践的变革，使得现代合同法随之发生了一些不同的变革也是不容置疑的。20世纪，西方各主要国家进入经济垄断时期，各阶层资本家间的利益冲突表面化、白热化，为协调这种利益冲突，克服频繁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与交易安全，统治者在主客观上都不得不对交易自由进行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在立法上、司法上和契约的实践中均有了修正和束缚。由此带给合同法的冲击是强有力的，主要表现在：

1.合同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合同法调整社会交易关系的涵盖面宽广了许多。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继续供应、分期付款、租售、售货机买卖等新的合同形式；出现了因旅游、科研、技术转让等引发的交易；国际贸易中许多新型的合同形式也纷纷出台。针对这些情况，国家颁行一系列强制性的单行合同法规显得十分必要，由此，较大地限制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

2.垄断经济导致了合同的格式化趋势，单方条款置对方当事人于无可选择的地位，近代合同法建立的朴素天然的公平性受到挫折。(www.xing528.com)

3.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在合同法领域和其他方面均有加强。例如，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上出现了诚实信用、情事变更原则，英美法系国家有了合同落空规则，学理上则出现了“审判官形成权”的理念，这些都使法官取得了近似于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司法裁量权。契约就是法律的观念被冲淡了，合同自由原则受到了怀疑，甚至有人惊呼“合同死亡了”。

从近现代到当代，对合同自由的限制逐渐在各国中成为普遍的事实，表明了国家在法律上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法律开始注重保护经济上处于弱者的个人及中小企业的利益。这种干预当然缘于维护各国所有制的需要。在我们看来，合同自由在当代已确非古代、近代的那种内涵，但作为合同法基础和“私法自治”的组成部分之地位尚未根本改变，也可以说，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并没有消灭契约自由，合同没有真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古典的契约自由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而当代合同法对此的改造与改变，本身亦是对合同法内容的丰富，由此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维护了交易秩序就是最好的说明。当然，合同自由受到的冲突和合同法在当代发展中的剧烈变化，是必须正视和予以研究的。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复杂化，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财产流转愈加频繁，合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地位越加优越。这种发展趋势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