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史：基督教在君士坦丁一世时期的发展

精彩看点

“异教徒”——公元4世纪的宗教——道德状况——多纳图派——阿里乌派争议——宗教“异端”——教会神职体系——教父——摩尼教

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期间，罗马帝国传统宗教彻底没落，基督教的正统地位正式确立。我们暂停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先简要阐述一下基督教是如何战胜“异教”的，再描述一下当时罗马帝国的内外情况。

起初，君士坦丁一世信奉基督教时，并未改变罗马帝国的原始宗教信仰。在其统治末期，他却下令拆毁“异教”神殿，并禁止供奉“异教”神祇。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比父亲更加仇视“异教”，实施反对“异教”的严刑峻法，甚至将供奉“异教”神祇的人处以极刑。尤利安努力维护“异教徒”利益的行为十分荒唐，最终没有什么成果，而约维安和瓦伦提尼安一世则比较仁慈开明，推行宗教自由的政策，颇受臣民赞扬。狄奥多西一世（更不必说格拉提安）的力量不够强大，或者说智慧不足，无力拒绝或驳倒反对信仰自由的观点。他们在位时期，只要崇拜古罗马的守护神就要被定罪。

摩西律法主张保持纯粹的一神论，严禁崇拜偶像。但基督教因为内在价值及其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在神灵崇拜这个问题上没有过于强调。然而，人们习惯将基督教规与摩西律法混淆，当时普遍认为“异教徒”的多神就是恶灵，而不仅仅是虚构的神灵，并坚称祭祀多神是对造物主权威的侮辱，而皇帝如果允许举行这种不虔诚的仪式，就是参与犯罪。于是，格拉提安在位期间拒绝接受大祭司的名誉（之前哪怕是对基督教最狂热的皇帝都不曾拒绝过）。格拉提安还没收“异教”神殿的祭坛收入，废除“异教”祭司所有荣誉和豁免权。元老院中有一座胜利女神像，君士坦丁一世曾下令将它移走。后来，尤利安又将它恢复原位。由于元老院大多数人仍信仰旧宗教，崇尚宗教自由的瓦伦提尼安一世主张不要去打扰神像，而他的儿子格拉提安却十分狂热，再次命令将胜利女神像搬出元老院。元老院为此事派出代表团前去谈判，而格拉提安拒绝接见。公元383年，格拉提安被杀后，元老院又派出另一个代表团请求他的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接见。该代表团以叙马库斯为首。叙马库斯是罗马市政官，同时是大祭司兼占卜官，出生于贵族家庭，口才绝佳，品德高尚。但叙马库斯的提议遭到麦狄奥拉努姆主教安布罗斯的反对，罗马元老院的请求遭到拒绝。狄奥多西一世在罗马的时候^[1]，要求元老院在两种宗教之间做出选择。由于叙马库斯已被流放，元老院中多数人明白叙马库斯的命运就是对他们的警告，于是就顺应狄奥多西一世的意愿。假装皈依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传统神殿门可罗雀，教堂里挤满了做礼拜的人，繁荣了十二个世纪的罗马传统宗教一去不返。也许是出于对罗马这座庄严城市的敬畏，神殿被保留下来了，在风化的自然作用下逐渐成为断壁残垣。但外省的情况则不同，对于那些传统的神殿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基督教的高级教士，如图尔的马丁、阿帕梅亚的马塞勒斯、亚历山德里亚的特奥菲卢斯等人发起了“圣战”。许多让人引以为傲的雄伟神殿最终在“圣战”中化为废墟。只有少数神殿因为被改造成了基督教堂，才得以幸存。总的来说，神殿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其所在教区的主教，主教理智则幸存，主教狂热则毁于灾难。

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敕令，反对献祭和其他“异教”仪式，但总有人我行我素，逃脱惩罚。公元392年，他颁布“不宽容法令”^[2]，禁止各个阶层的人向诸神献祭，甚至禁止在格尼乌斯、拉尔、珀那忒斯等诸神前摆放花环、焚香或点灯，并以没收举办仪式的房子作为惩戒。如果该房子属于他人，则要罚房子主人二十五磅黄金。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罗马传统宗教活动都遭到禁止，“异教”崇拜逐渐消失，最后仅残留在偏远的农村^[3]。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人们甚至怀疑（没有根据）是否还有“异教徒”存在。

至此，我们已经见证了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以及其最终取得的胜利。在讲述基督教内部斗争历史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基督教的性质和特点。

君士坦丁一世及其继任者在位时期的基督教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福音基督教。实际上，除了“圣餐变体”和偶像崇拜（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疏远），以及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观点，那时的基督教和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抛弃的基督教大致相同。事实上，罗马教会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人们指控教会制订的教义和习俗是公元4世纪时传入罗马教会的。罗马教会的罪行或错误在于保留了以前的教义，而非创新了以前的教义。

我们邀请了一位学识渊博的作家对这部分内容做主要指导。以下是对该时期宗教状况的简要介绍^[4]。

“基督教义的基本原则至今在大多数教会中仍保持不变。不过，必须承认，基督教神学家常以一种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方式来重新解读基督教义和进行自我辩护。尼西亚宗教会议上，关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者神性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别是那些赞成会议决议的人，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恰恰体现了这种高深莫测。这些基督教神学家的话语鲜有闪光之处，常常含糊不清，缺乏逻辑，所以他们用三个不同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来取代一个神。

“即便如此，恶灵也没有就此消失。这些毫无意义的虚构与幻想，在君士坦丁一世之前，就附着在柏拉图哲学及舆论方面。而现在，基督教神学家则以各种方式去巩固、拓展和美化，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已逝圣徒的极度崇拜，使人们迷信那些荒谬可笑的观念，认为某种‘火’能净化孤独的灵魂。这种想法甚至到现在仍然流行，还在人们生活中留下很多印记。因此，神父开始禁欲独身，人们开始崇拜圣像圣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禁欲思想和偶像崇拜差点从根基上毁了基督教，至少使基督教受到了灾难性的影响，严重玷污了基督教的本质。

“大量形形色色的迷信逐渐取代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这种可怕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基督教徒贸然接受新思想，希望将‘异教徒’的仪式与基督教的礼拜融合。而人类懒惰的共性又使基督教徒倾向于庸俗和华而不实的宗教仪式。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迷信盛行，使基督教走向毁灭。于是，人们常常到巴勒斯坦去朝拜，到殉道者的坟墓去祭拜，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神圣的品格和得救的希冀。这种迷信观念失控了，任意泛滥。荒谬的观念和烦冗的仪式日胜一日。人们从巴勒斯坦和其他圣地带回大量尘土，认为那是对抗恶灵最有力的物品，并在各处以高价贩卖。公众游行和祈愿原是‘异教徒’为了抚慰诸神而举行的仪式，现已被纳入基督教敬拜仪式中，有些地方还会举办盛大活动。‘异教’的神殿、祭礼及守护神雕像和英雄雕像等完全被基督教吸纳过来，演变成基督教堂、圣水（经过某种祈祷而形成）及基督圣像。黑暗时期‘异教’享有的特权，现在在福音的光辉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盛装打扮的迷信乌云下，被赐给了基督教。事实上，当时崇拜圣像的现象并不是很普遍，也不存在任何圣像。但毫无疑问，当时，按照宗教仪式祭拜殉道者的奢侈程度令人震惊，而这些是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祭祀诸神的仪式。”

这就是知识渊博、公正坦率的历史学家莫斯海姆的描述。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书中描写的不是公元10世纪或公元12世纪（因为有人会这样认为）而是公元4世纪尼西亚宗教会议时期的情形，即亚他那修、圣额我略·纳齐安、大巴西略、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哲罗姆等著名教父所处的时代。上面的所有迷信活动在这些人的著作中都能发现，并且他们多数人都对迷信活动持赞许态度。

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摩西律法似乎成了纯洁质朴的福音信仰受外部侵蚀的根源。摩西律法是根据当时世界的状况和上帝的指示形成的行政和宗教体系，其框架与国家的行政和宗教体系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摩西律法中对神职人员、祭品、大典、仪式做了规定。所以基督教徒热爱游行和大典，或者对战胜“异教”持有模棱两可的态度，希望将“异教”仪式引入基督教。基督教徒发现这些仪式与希伯来风俗有些渊源，所以在实际行动时，他们便很容易引入“异教”的各种信条和惯例，而这一切并没有违背摩西律法。

例如，犹太教中没有秘密的宗教仪式，没有神话传说和英雄崇拜，而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中二者皆有。我们已经说过，洗礼和圣餐原本简单的仪式是如何转变为秘密仪式的。仪式越来越重要，于是变得更加庄严肃穆。神父们把它们称为“庄严盛大的秘密宗教仪式”，并将由此产生的神奇力量归因于圣餐。安布罗斯在公开演说中肯定地说自己的弟弟之所以能在一艘沉船上获救，是因为刚好吃了随身携带的圣餐。

基督教通过下列几种方式来树立英雄和塑造神话：或者纪念殉道者，或者纪念那些用自己的鲜血“告解保密”^[5]的方式来证明对基督虔诚的人，或者纪念那些为信仰献身的告解神父。这样的人自然会受到教会成员的敬仰和尊重。朝圣是虔诚的人受本心驱使，常去殉道者遗骸存放的地方祭拜。这些地方仅仅因为存放着殉道者的遗骸，很快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地。这种神圣性生而固有，如果遗骸发生移动，其神圣性也会相随。因此，人们便将使徒和其他圣人的遗骸从原先简陋的墓地转移到首都或其他城市，并以圣人的名义建造庄严的大教堂。圣人身体的某一部分，甚至最小的部分如果被人触碰，都会赋予此人崇高的品德。每天都有关于圣人神迹的奇妙故事。这些圣人的肉体竟拥有如此大的力量，看起来可能有些荒谬。而他们的精神对凡间毫无影响，还美其名曰：圣人的精神无处不在。人们相信圣人能听到祈祷并帮助祈祷者，于是创造出各种虚假的神迹、虚假的遗体和虚假的圣人^[6]。教会的神话很快在数量上超过了古希腊神话^[7]。当时，教堂甚至盛行一种危害极大的言论，即“若可以增进教会的利益，欺骗和撒谎也是美德”。毫无疑问，这种观点由来已久，伪善的欺骗和谎言早已出现，但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连宗主教^[8]都奉行这样的格言，基督教因此陷入了多神论与偶像崇拜的套路。

在这里，我们可以恰当地引用爱德华·吉本的话：“公元5世纪初，德尔图良或者拉克坦提乌斯如果突然死而复生，协助料理圣徒或殉道者盛行一时的庆典，看到亵渎神圣的景象后，一定会大吃一惊并悲愤不已。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基督教徒纯洁而神圣的礼拜方式。教堂的门打开后，扑鼻而来的是焚香和花香，虽然是大中午，灯光和烛光却被点亮，显得庸俗而多余，到处弥漫着渎神的光芒。所有这一切定会使德尔图良或者拉克坦提乌斯厌恶不已。如果德尔图良或者拉克坦提乌斯走近祭坛的护杆，就要穿过匍匐在地的祈祷者。这些人大多是外地人和香客。他们在举行欢宴的夜晚来到城市。他们早已被宗教狂热或美酒灌得酩酊大醉，会虔诚地亲吻神圣建筑物的墙壁和地面，诚心祈祷。无论他们所在的教会使用何种语言，他们都会虔诚地亲吻神圣建筑的墙壁和地面，对着圣人的骸骨、血液或骨灰热烈地祈祷。骸骨都用亚麻布或丝纱遮盖，以免被世俗的目光玷污。基督教徒经常前往殉道者墓地，希望借助殉道者的影响力，获得所有精神和世俗的福分。基督教徒希望上帝保佑他们的健康，医治他们的疾病，祈求不孕的妻子生儿育女，或者他们的孩子能平安幸福。每当要踏上一段遥远、艰险的旅程前，基督教徒都会请求神圣的殉道者指路护航。如果平安归来，他们就会匆忙赶到殉道者墓地，无限感激保护人的英灵和圣人遗物。墙上挂着基督教徒所得恩惠的象征之物，比如金银制作的眼睛和手脚及富于教诲意味的图像。图像中的圣徒显现出如保护神一般的形象、功德和奇迹。但由于虔诚信徒表现出偶像崇拜的行为，这些图像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在最遥远的时代，原始的迷信方式大致相同，这可能意味着欺骗和影响人们的方法相同。但必须承认，基督教会效仿的正是其急于要摧毁的世俗模式。最受敬重的主教都相信，无知的乡下人如果能在基督教的精神中找到某种相似之处，或者得到某种补偿，就会更乐意放弃“异教”迷信。君士坦丁一世时期的宗教不到一个世纪就征服了罗马帝国，但在不知不觉中，胜利者被他们已征服的对手的计谋制伏了。”

各种各样的苦行修士都享有崇高的荣誉，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基督教内部的腐败了。整个东罗马帝国充斥着毫无用处甚至有害无益的人，并逐渐向西罗马帝国扩散。我们已经讲过苦行主义如何起源于放浪的中亚地区，如何从诺斯底教衍生出来。这种思想很久以前就渗入了教会，但基督教建立后，苦行主义如洪水暴发一般，从埃及传入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行省，速度如此之快，如莫斯海姆评价：“在极短时间内，东罗马帝国就充满了一群懒惰的凡人。他们放弃了所有人际关系、优点长处、生活乐趣、担忧牵挂，为了跟上帝和天使建立更亲密的联系，在穷困潦倒和苦难折磨中耗尽自己悲惨的一生。”

这些狂热者可以分为两派：团体派和隐士派（隐居修道士）。其中，隐士派有一个分支——遁世修行派。团体派，顾名思义，是住在修道院的群居修士，由院长统一管理，院长相当于神父。建立团体派的是圣安东尼。圣安东尼将许多埃及隐士聚到一起，给他们立下规矩。崇高的亚他那修写了一本传记，就是关于圣安东尼这位给修道院立规矩的先驱的。与团体派不同，隐士派独居于洞穴或不毛之地的简陋茅屋中，而遁世修行派则抛弃人类社会的一切外相，生活得如野兽一般。他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幕天席地，渴则饮饿则食，避世绝俗。遁世修行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蒂巴伊斯的保罗，他可以说是半个野人。但哲罗姆认为，蒂巴伊斯的保罗的生活和行为可以与自己媲美，足以作为虔诚基督教徒神圣完美的典范被记录下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苦行主义派，还有一派是埃及僧侣派。埃及僧侣到处游历，编造虚构的神迹，贩卖伪造的遗物，欺骗易上当的平民。就像伊斯兰教的托钵僧一样，他们大部分是臭名昭著的享乐者。虽然团体派为人所不齿，但隐士派通常也只是充斥着狂热分子或宗教痴人。

不只男性希望通过贞洁和禁欲能够在死后上天堂，女性对此也非常热衷，满怀虔诚地渴望获得这份荣誉。女修道院开始大量涌现，并且人满为患。然而，出于自然的本能，女修士要频繁地维护自身权利。那些最有名的神父的告诫让我们确信，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异常状态下的立誓独身都会引发邪恶和谣言。

根据当时神父和其他作家的记录，基督教徒的总体道德水平极其低下。引用一位作家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当我们将关注点放到基督教徒的生活和道德上时，我们会发现，教徒一如既往地良莠不齐。有人内心虔诚，受人敬重；有人内心充满罪恶，声名狼藉。道德败坏、行为卑劣的基督教徒的数量开始增加，而真正虔诚、高尚的典范少之又少。当令人恐惧的迫害之风完全消散、从敌人手中获救的教会走向繁荣与和平时，大多数主教向教徒展现出傲慢、奢侈、柔弱、仇恨、冲突等不计其数的恶习。面对人们虔诚的信仰，教会的下级管理者和神学家却在各自的岗位懒散懈怠、玩忽职守、推诿扯皮。许多人被基督教吸引不是因为信念和教义的力量，而是因为有利可图或可以逃避惩罚——教会就被这群不学无术的基督教徒污染了。在某种程度上，道德败坏的人太多，极少数正直的人便会受到他们的打压排挤。事实上，在君士坦丁一世之前，严格的苦修就已经出现了，到公元4世纪依然非常普遍，对那些明目张胆的违背者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时下腐败盛行，法制无力，再加上执法不严，再健全的法律也达不到目的。情况就是这样不容乐观：连续不断的腐败促使一代代人堕落，位高权重的人犯罪总能逃避惩罚，只有贫穷无名之辈才能感受到法律的威力。”

道德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异端邪说”和教会内部分裂自然会盛行。长期内部争斗和拉帮结派必然会破坏教会的统一。接下来我们将列举公元4世纪基督教的主要派别和“异端”。

首先是多纳图派。它以主教多纳图的名字命名。多纳图是该派积极的传教者。多纳图派是一个教派，并非“异端”。该派成员的正统观念和做法从未受到质疑。多纳图派产生于公元311年迦太基主教门苏里乌斯去世后，当地的神职人员在没有得到努米底亚教会同意之前，选择总执事凯基利亚努斯为继任者，这使努米底亚教会主教感觉受到了冒犯，就将凯基利亚努斯召到面前。同时，竞争对手对他充满了敌意。一个叫露西拉的有钱女人因凯基利亚努斯曾经训斥她的迷信行为而心怀不满。她贿赂努米底亚人，煽动他们对凯基利亚努斯的怨恨，借机报复。凯基利亚努斯拒绝屈服，努米底亚人就宣称凯基利亚努斯配不上主教的尊贵身份，并让凯基利亚努斯的诵经士马约里努斯取代他。于是，迦太基的教会同时出现了两位主教。指控凯基利亚努斯的理由是，为他祝圣的主教是阿普顿加的费利克斯，而阿普顿加的费利克斯是一名叛教者^[9]。凯基利亚努斯在做总执事时，对忏悔者极度残忍，甚至将他们关在监狱里活活饿死。

多纳图派向君士坦丁一世求助。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令罗马主教美基德在三名高卢主教的协助下查明真相。凯基利亚努斯最后被判无罪，而阿普顿加的费利克斯由阿非利加总督审查后也被判无罪。多纳图派对结果并不满意。公元314年，君士坦丁一世下令让更多主教在阿尔勒会面，重新审查此事。这次的调查结果仍对多纳图派不利。之后，多纳图派便亲自向君士坦丁一世上诉。君士坦丁一世在麦狄奥拉努姆调查过原因后，维持了原判。多纳图派的行为过于无礼，他已经失去耐心，便下令废除多纳图派，放逐多纳图派的主教，甚至处死一些顽固的高级神职人员。

多纳图派人多势众，骚乱随即而来，君士坦丁一世寻求缓和关系无果。蛮族和激进的罗马公民同多纳图派站一边，以奇尔库姆塞隆人的名义残杀全城的敌对者，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一世废除了反对多纳图派的法律。他的继任者君士坦斯二世努力改变分裂的局面。但多纳图派不愿接受任何媾和的条件，奇尔库姆塞隆人甚至冒险使用武力对抗皇家军队。然而，他们战败了，接着就遭到了迫害。一直持续到尤利安即位，多纳图派才复兴。多纳图派教徒数量庞大，有四百多位主教，后分裂为两支。希波主教奥古斯丁能言善辩。他通过著书、布道、演讲抵制多纳图派。多纳图派教徒嚣张傲慢，所以多纳图派最后逐渐消亡。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教会又一次分裂。这次分裂比多纳图派造成的分裂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它源于著名的阿里乌派论战，下面我们将简要讲述这段历史。

《圣经·新约》的语言描述崇高雅致，维护基督的尊严，但同时一定程度上，它传达的教义有些模棱两可。如果我们敢于表达自己，那么由于人类思维的复杂性，各个时代对这一神秘话题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教会满足于此，就像对待其他重要事务一样，把自己严格地局限在《圣经》的措辞上，而不试图寻找“超越文字的智慧”，那么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方面不是我们的专业领域，所以我们不敢说得太肯定，我们的任务仅仅是陈述事实和观点。

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徒崇拜基督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实。对此，小普林尼也有肯定的结论。他们都坚定地相信基督的神性，但没有急于揭开基督神秘的面纱。正如我们所见，一些人在论述诺斯底教派时会揣测这个崇高的话题。在教会内部，帕克西亚和其他人提出了一些非常危险的猜想。随着柏拉图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基督教义中与雅典圣贤的空想最相似的一部分越来越引起博学的基督教徒的注意。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阿非利加行省昔兰尼主教或长老撒伯里乌提出了一种理论，它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撒伯里乌坚信，有一种源于圣父的能量与圣子耶稣结合在一起。同时，他认为圣灵是圣父的一部分。因此，撒伯里乌派被称为“圣父受难论派”。然而，亚历山德里亚主教狄奥尼修斯极其反对撒伯里乌的观点。

贝里卢斯是阿拉伯半岛布斯拉主教。他认为，在玛利亚之前，基督并不存在，但在他出生时，上帝赋予了他灵魂，因此一部分“神”与基督结合。贝里卢斯的观点被奥利金驳倒。于是，贝里卢斯公开认错。

著名的萨莫萨塔主教保罗作风懒散。他因拥有巨大财富而变得傲慢自大，处处遭人厌恶。萨莫萨塔主教保罗由于提出不同观点，于公元269年被宗教大会剥夺了主教尊号。他认为圣子和圣灵与上帝三位一体，正如理性和行动集于人一身。他认为基督出生时只是一个人，但圣父的理性智慧降临在他身上，在世上与他共存。因此，尽管可能有些不恰当，基督仍可以被称为上帝。

可以看到，公元2世纪和公元3世纪这些宗教现象的本质，其实是将圣子、圣灵与圣父混为一谈。然而，教会屡次断言三者是存在区别的，“神”存在三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但三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如何，教会没有做出任何确切的界定。同时，在这一点上，教会给出最大程度的观点自由和言论自由。然而，在埃及及其邻近地区，奥利金的观点普遍存在。奥利金认为圣子在上帝内部，正如理性在人体内一样，而圣灵只是神的能量。这个观点与撒伯里乌派的形态论差别不大。

公元310年，亚历山德里亚召开神职人员大会。主教亚历山大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断言，圣子不仅具有与圣父相同的地位和神性，而且具有相同的本质。一个叫阿里乌的长老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同形态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于是，阿里乌被要求陈述自己的观点。阿里乌与主教亚历山大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在世间万物产生之前，圣子就被圣父创造出来，所以有一段时间圣子是不存在的；圣子从“虚无”中被创造出来；圣子是圣父赋予世界存在的工具；因此，圣子比所有其他存在都优越，但在神性和尊严方面都逊于圣父。阿里乌的观点结集成书出版后，在埃及和其他地区得到许多人的青睐。但主教亚历山大召集了两次宗教大会，给阿里乌派定罪，把阿里乌逐出教会。阿里乌回到巴勒斯坦，写了很多封信给多位名人，并把其中许多人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争论一直激烈地进行着。起初，君士坦丁一世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写信给各派要求他们和平相处，但最终在大家劝说下，君士坦丁一世召集宗教会议来了解这场争论。

公元325年，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宗教会议”或“普教会议”。据说，有三百一十八位主教参加，君士坦丁一世出席。会上，先是个人私下争论，接着与会人士向君士坦丁一世提出书面材料，相互指控和诽谤。然而，君士坦丁一世将这些材料全部焚毁，劝诫他们以和为贵。关于第一次宗教会议的议事情况，记载非常不完善，但最终决议是反对阿里乌派。正如《尼西亚信经》中表达的那样，最后确定圣子与圣父是“本体同一”，即三位一体。大会终止了有关复活节时间的争议，并且做了一些相关规定。大会甚至要达成决议，给神职人员施加独身主义的枷锁。随着事态的发展，诺斯底派教徒在教会中提出了不近人情的信条。

宗教迫害当然是针对失败教派的。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等人被放逐了。但阿里乌派有一个信徒，被康斯坦蒂娅的妹妹临终前推荐给了君士坦丁一世。他设法使君士坦丁一世相信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决定是不公正的，于是，君士坦丁一世撤销了对阿里乌、优西比乌等人的流放判决。然而，主教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亚他那修拒绝恢复阿里乌在教会中的职务。因此，公元335年，亚他那修在提尔宗教会议上被罢免，并被放逐到高卢。但亚历山德里亚的基督教徒拒绝承认阿里乌。公元336年，阿里乌因肠道疾病死于君士坦丁堡。有人怀疑阿里乌是被敌人毒杀的，而他的敌人则称这是上帝的审判。从这里可以看出，阿里乌的品德是没有污点的，他的宗教诚意似乎也毫无疑问。

君士坦丁一世的两个儿子信奉正统的基督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控制整个罗马帝国后，对阿里乌派产生非同寻常的兴趣。同质论者受到迫害和劝诫，宗教审判会议频繁召开。正如阿米阿努斯·马塞林努斯所言，“为了使基督教各派都认同阿里乌派的观点，一群主教来回奔波，致力于所谓的公共事业和宗教事务，一切任命制度几乎荒废”。亚他那修表示担心基督教神职人员会因此招来“异教徒”的嘲笑和蔑视。公元359年，在伊索里亚的塞琉西亚举行了东罗马帝国的宗教会议。公元360年，在意大利的里米尼举行了西罗马帝国的宗教会议。塞琉西亚宗教会议到散会都没有得出任何决定性的结论，而里米尼宗教会议经过七个月“恰当的操作”，达到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目的，全面认可了阿里乌斯派的教义。哲罗姆说：“整个世界都在叹息，都想做阿里乌派信徒。”尤利安对阿里乌派漠不关心，约维安和瓦伦提尼安一世虽然信奉正统的基督教，但实施宗教宽容政策，瓦伦斯是阿里乌派信徒，对其他教派实行宗教迫害。狄奥多西一世则秉持严格的正统天主教信仰。公元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宗教会议，再次给阿里乌派信徒定罪，并发布铲除阿里乌派信徒的法令。阿里乌派教堂被剥夺，教徒受到放逐和迫害。在罗马帝国东部，阿里乌派逐渐衰落，而在罗马帝国西部，它从未繁荣过。但已经皈依阿里乌派的哥特人等蛮族成为征服者后，使其得以延续。直到公元6世纪末，阿里乌派才在西班牙绝迹。

阿里乌派信徒同其他很多人一样，敢于发挥自己的思想力量，让人们探索大多数人理解能力之外的事情。根据阿里乌派内部不同的观点，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小派别，但基本上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原始的阿里乌派，他们认为圣子是上帝的受造物，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第二类是半阿里乌派，他们宣称圣子与圣父相似，二者同质，但享有的特权不同。这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推崇的教义，也是塞琉西亚宗教会议中流行的观点。第三类是埃提乌斯派或欧诺米派，以倡导者埃提乌斯和欧诺米的名字命名。他们被认为是纯粹的阿里乌派信徒，因为他们认为圣子与圣父存在本质的区别。至于本体相类派、优西比乌派和其他较小的派别，在此就不一一说明。

阿里乌派信徒的争议导致了其他“异端”的出现。劳迪西亚的主教亚波里拿留推崇基督的神性，几乎不承认基督人性的存在。他认为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神性灵魂，他身上的神性承担了理性灵魂的职责。因此，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都在十字架上受难。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来自柏拉图主义。

安卡拉主教马塞勒斯认为圣子和圣灵是神性的产物，在履行完自己的职能后，将重新与圣父结为一体。因此，很明显，神性中不可能有三个不同的角色。

弗提努斯是安卡拉的马塞勒斯的门徒，也是西尔米乌姆主教。他宣扬耶稣是圣灵和圣母玛利亚共同孕育之子。神圣的光辉降临在耶稣身上。因此，他被称为圣子，甚至被称为上帝。圣灵是神的美德。这些观点遭到了正统基督教派和阿里乌派的谴责。弗提努斯也声名扫地。(www.xing528.com)

公元360年，被赶出君士坦丁堡的马其顿尼是半阿里乌派信徒。在欧诺米派的影响下，他公开了自己一直秘而不宣的观点，即圣灵是分散在天地万物中的神圣能量，同圣父和圣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元381年，第二次宗教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其目的就是打击马其顿尼的观点。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解决了尼西亚宗教会议遗留的问题，建立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这种教义至今被普遍接受。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谴责了当时存在的所有“异端邪说”，并将仅次于罗马主教的第二大职位授予君士坦丁堡主教。

以上就是公元4世纪导致教会分裂的主要“异端”。它们出现的原因是试图把模糊而神秘的东西变得清晰而明确，结果徒劳无功。宗教“异端”非但没有受到理性和仁慈的对待，反倒经常遭到沉重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实际上，公元4世纪是个迫害信徒的世纪。教会一旦获得世俗权力，就会滥用这种权力，信徒不过是凡人而已。掌握权力的人会以行使权力为乐，当可以用武力压制对手时，就会安于避开乏味的推理过程和高尚的宗教宽容行为。这一时期的谴责对象也包括正统的基督教派和阿里乌派。

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其地位也在国家体制中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皇帝接管了宗教方面的全部权力，只有皇帝有权召集宗教会议；任命法官来裁决宗教争议；调查各级教徒的所有民事纠纷；制订规则解决主教与其他信徒之间的争端，并全面监督教会。另一方面，主教垄断了教会的内部管理，执事和长老被排除在外，古老的教会管理制度只留下残余的影子。

教会管理模式仿效罗马帝国政府的管理模式。罗马帝国四个主要城市的高级教士对应四个禁卫军长官，当时被称为“宗主教”。督主教对应同等级别的行政官员总督，负责督察几个行省的教会。都主教管辖一个行省的教会。大主教负责数个城区，主教次之。下级神职人员由总长老和总执事领导，整个神职体系就是如此。

罗马主教享有无上的尊荣，财富很多，住处华丽，在教区内地位尊贵，但仅此而已。他没有权力为教会制订章程，也没有权力任命主教。其他高级教士竭力保持与他的平等地位，因为他们的权威来自同一个神圣源头。

公元4世纪和公元5世纪初是早期教会文学的黄金时代，杰出的神职人员层出不穷，他们的作品大都流传到近代。我们在这里略举一二。

亚他那修是主教亚历山大的助理和继任者，在亚历山德里亚担任主教，一生都强烈反对阿里乌派。在同“异端”斗争的过程中，亚他那修多次冒犯皇帝，也因此被赶下主教宝座五次，流放二十年。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基督的虔诚毋庸置疑，他的才华足以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亚他那修是出色的作家和演讲家，头脑清晰，言辞有力，打动人心。但他的语言风格圆润欠佳，学识略逊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

圣额我略来自卡帕多西亚的纳齐安，所以他被称为“纳齐安的圣额我略”。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主教。圣额我略十分虔诚，学识渊博，能言善辩。他是阿里乌派的宿敌。狄奥多西一世出于对正统基督教的狂热，迫使君士坦丁堡的阿里乌派主教辞职，强把圣额我略推上了大主教的宝座。但虔诚的圣额我略经历了皇室和主教的忘恩负义行为后，最终辞去了大主教的职务，隐居家乡。他天性温柔优雅，在诗歌的陪伴下，在对上帝的信奉中度过了余生。

在才华和口才上，大巴西略可与圣额我略媲美。大巴西略是圣额我略早年的朋友，既是同伴又是同乡，被誉为“恺撒利亚大主教”。但大巴西略性格傲慢，而圣额我略则为人谦逊。东方禁欲主义的倡导者可能不会毫无缘由地质疑真正基督教派的知识，大巴西略和圣额我略是极具代表性的基督教徒。从他们的作品中——就像在利巴尼乌斯的作品中一样——可以看出他们对内在本质和意义的焦虑远远多于对外在形式和方式的焦虑。他们的作品缺乏质朴的精神。他们甚至不屑质朴的文风，作品风格趋于浮躁与华丽。

主教贵格利来自恺撒利亚的尼撒，所以被称为“尼撒的贵格利”。他是大巴西略的弟弟，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他对神秘哲学家的吹捧表明他是一个极易轻信他人的人。

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著作颇丰。我们对教会早期命运的了解，主要归功于他编写的《教会史》，而他的《君士坦丁一世传》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大事的主要资料来源。但他宣称只按自己的意愿写作，所以关于他颂扬的人的缺点，他只字不提。因此，这位高级教士在历史学方面的声誉就大大削弱了。对此，他的著作中的一个实例是对“克里斯普斯谋杀案”的轻描淡写。优西比乌用一种似是而非的借口为这种行为辩护，说它更有教化作用。例如，宣扬早期基督教徒的美德要比叙述他们的纷争和描绘他们的恶行和叛教更有启发性和益处。这样一来，历史就会变成纯粹的颂扬。幸运的是，优西比乌并不总是遵守自己的意愿。他偶尔让我们看到教会中所有一切并非都纯洁完美。

以上是使用希腊语写作的主要先驱。以下是使用拉丁文创作的作家。

拉克坦提乌斯的文风典雅而恢宏，被称为“基督教徒中的西塞罗”。据说，他是阿非利加人。拉克坦提乌斯的主要著作《神圣原理》抨击了“异教”。他的基督教观点似乎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更具哲学性，但像多数护教者言论一样，他的观点常常经不起反驳，无法通过论证得出结论。

安布罗斯生于高卢。他是古代贝克特人的后裔，曾任利古里亚的行政长官。公元374年，当正统基督教与阿里乌派为争夺麦狄奥拉努姆的空缺神职发生争执时，安布罗斯站了出来。为了平息骚动，他在教堂向人们发表演说。人们齐声呼喊：“我们要安布罗斯当我们的主教！”三十四岁的安布罗斯当时尚未受洗，受到的宗教教育十分有限。安布罗斯认为自己不适合担此重任，就故意在公开的场合做出了一些违背公正和道义的行为。但人们喊道：“你的罪归到我们头上。”他们把安布罗斯从藏身之处拖了出来，以胜利者的姿态将他带到麦狄奥拉努姆。安布罗斯不得不顺从民意，在受洗后第八天接受神职。他很快将全部财产移交给教会和穷人，精神上的追求占据了他的全部灵魂。为了维护基督教的正统性，他反抗过瓦伦提尼安二世之母尤斯蒂娜，后者是一名阿里乌派信徒。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威，安布罗斯甚至贬低让人尊敬的狄奥多西一世。作为作家，安布罗斯理应获得应有的赞誉。他的作品展现了那个时代流行的迷信。他宣称自己具有神迹的力量。他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胆的、雄心勃勃的主教，其私生活无可非议。

阿非利加行省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是一个心智强大的人。他不断与多纳图派信徒及基督教“异端”战斗。他的著作众多，其中最杰出的是《忏悔录》，这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自传。与其他神学家相比，奥古斯丁对恩典、自由意志和原罪等深奥问题的研究更深刻。加尔文主义的主要观点皆源于他。

哲罗姆是伊利里亚人。他一心向往修道院生活，便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伯利恒的一个修道院，开始闭门研修，整日沉浸于学习和写作。他努力学习希伯来语，还将《圣经·旧约》翻译成拉丁语。作为翻译家和评论家，哲罗姆的地位远高于同时代的人。他积极地参与辩论，被大家称为“最口无遮拦的教父”。对“异教徒”和改革派，他毫不收敛地表达自己的愤怒。那些反对禁欲、独身、朝圣、圣人崇拜，或反对哲罗姆崇尚、推荐的其他迷信行为的人，无论如何生活检点，如何堪为榜样，脾气暴躁的哲罗姆都像对待顽固的“异端”与罪人一样来对待他们。岁月没有使他的宗教狂热消退，他晚年的作品和他壮年时的作品一样热烈。

以上就是公元4世纪时期主要教父的介绍。通过他们的著作及他们前任和继任者的著作，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坦率的人都会同意我们的看法——无论是在批判技巧、学识、判断还是道德方面，他们都无法与16世纪和17世纪的新教神学家相提并论，甚至无法与同一时期的加利利神学家媲美。在华丽耀眼、极富夸张的雄辩上，大巴西略、圣额我略、赫里索斯托可能会占优势。但他们能拿出什么作品与理查德·胡克的《教会行政法规》相提并论呢？在推理方面，我们又能在哪里找像奇林沃思和巴罗一样的人呢？阅读这些神父的作品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益处，但绝不可以作为人生的指导，除非我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罗马教会。以《圣经·新约》为依托，在追求真理的热诚驱动下，运用正确的批判原则，才可能衍生出真正的基督教。

本章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摩尼教的文献记录。

摩尼教起源于公元3世纪中期，可以被认为是诺斯底教最后的、最永久的形式。它的名字来自创始人摩尼。摩尼出生在波斯，最初是拜火教的祭司，后来信奉基督教，并努力将基督教与诺斯底教义融合。关于他的一生，人们知之甚少。据说，摩尼是被波斯国王巴赫拉姆一世处死的。

摩尼制订了光明与黑暗两大原则，将其作为本教派的理论基础，并任命光明和黑暗各自的首领——欧马兹特和阿里曼——及无数下级神灵。黑暗长期以来都不知道有光的存在，但黑暗偶然发现光时，便入侵了光明。以初人^[10]为首的光明大军与黑暗抗争，但不能阻止黑暗占领大部分物质，也不能阻止黑暗与物质融合。活灵^[11]是光明大军的二号领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仍然有很多纯净元素残留在物质中。黑暗王子用混合物质创造了人类的父母，因此人类具有物质的身体，同时拥有两个灵魂，一个敏感贪婪，另一个明智不朽，后者是光明的产物。然后，活灵用物质创造出人类的居所，让人们得到净化，逐渐从腐败物质的影响中解脱。上帝用自身的物质创造了两个生命，分别是基督和圣灵。基督，即波斯的密特拉，是独自存在，具有无限的生命和智慧，生活在阳光下。圣灵同样有活力，弥漫在大气中，照亮人类的心灵，肥沃土壤，吸取空中发热的微粒，并将其存在原生之地。

至高神先后派了天使和圣人告诫囚禁在物质中的灵魂，最终，至高神指示基督退出圣子的住所，保留人形，现身于世。基督遵从了命令，在世上创造神迹，授人戒律。但黑暗王子煽动犹太人攻击基督。从表面上看，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实际上去了太阳，任命使徒传播宗教，并许诺圣灵帕拉克勒特为基督的教义增添必要的部分，消除心中的一切错误。帕拉克勒特是摩尼的化身。那些顺从基督律法的人会逐渐从物质的影响中解脱，但不完全在今世完成。因为死后他们必须首先进入由净化圣水组成的月球，在月球停留十五天后升到太阳的居所，太阳之火会清除所有余罪。恶人的灵魂在死后要投胎到动物身体和其他生物身体中，直到他们赎清自己的罪恶。世界最终将被大火吞噬，黑暗王子和黑暗力量将被驱逐，永远生活在他们最初的黑暗和痛苦中。

摩尼的道德体系严谨，禁欲克己，但不适合全人类。他将追随者分为选民和旁听者，只要求选民服从自己的禁欲体系。

除了圣徒保罗的《使徒书信》，摩尼拒绝承认《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的其他部分。即使《使徒书信》，摩尼也认为它被大肆篡改和破坏了。他给自己的门徒做了一部叫《大二宗图》的书来解释教义。据摩尼说，这是神亲自口述给他的。摩尼教常有一位教主，即阎默，类似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十二位慕阇或使徒；七十二位萨波塞，相当于主教，负责与慕阇或使徒保持联系；萨波塞之下是从选民中产生的默奚悉德，类似基督教的司铎和执事。这样一来，摩尼教形成了完整的等级制度。

长期以来，摩尼教不断蓬勃发展，其教徒流传到罗马帝国各个角落。我们认为，那些在中世纪被罗马教会残酷迫害的阿比乌派、保罗派、卡特里派等，实际上是摩尼教的后裔。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法兰西南部那些女司仪和游吟诗人的爱情是不存在的。而波斯的苏菲派理论是由摩尼教传到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在意大利，这一特定理论一开始被局限于宗教内部，后来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和他的朋友引入政治领域，成为吉柏林派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只有了解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那个时代作家的作品，我们才能理解这一切^[12]。总之，摩尼教最终导致了近代的宗教改革。

【注释】

[1]大概是在狄奥多西一世战胜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之后，但历史学家佐西穆斯和普鲁登修斯认为是在战胜欧根尼乌斯之后。——原注

[2]狄奥多西一世并非偏狭之人。他授予叙马库斯执政官的职位。他私下和利巴尼乌斯的关系很不错。——原注

[3]因此“异教徒”也被叫作“村民”或者“老派人”。——原注

[4]资料来自莫斯海姆的《基督教会史》。——原注

[5]指神父有不得泄露告解者忏悔内容的义务。——译者注

[6]某些坟墓被误认为是圣人和告解神父的坟墓。虚假的名字被当作圣名，甚至有些强盗都变成了殉道者。有人把死人的尸骨埋在某个偏僻的地方，然后声称上帝托梦告诉自己，躺在那里的是上帝的某位朋友。——原注

[7]爱德华·吉本说：“原始基督教徒崇高质朴的神学逐渐腐朽，君主制的天空已经笼罩在玄学之下，而流行神话的引入加速了君主制的退化。这些神话都将有助于恢复多神教的地位。”——原注

[8]宗主教是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的主教的称号。——译者注

[9]遭受迫害时，向迫害者交出《圣经》，有背叛基督教行为的教徒，即“以经换命者”。——译者注

[10]初人是摩尼教义中的人物，也称作“先意”。初人的五个儿子为五明子：清净气、妙风、明力、妙水、妙火。——译者注

[11]活灵是摩尼教义中的人物，也称作“净风佛”。活灵的五个儿子分别是光辉卫士（持世明使）、尊贵之王（十天大王）、阿大姆斯（降魔胜使）、荣耀之王（催光明使）和持地者（地藏明使）。——译者注

[12]这些证据可以在西格诺尔·罗塞蒂的作品中找到。他博学而睿智，是但丁作品阐释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