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科学家,前提在于点燃少年儿童对科学的热爱,而且是越早越好。
科学的发展,正在使人类自古以来的幻想变成现实。今天的导弹和激光武器,不就是《封神榜》里天上斗法的法宝;地铁里的乘客,不就是行使遁地术的土行孙?而科学家的预测,往往成为后辈努力的指针。例如,1959年,地质古生物学泰斗尹赞勋(1902—1984)在《科学家谈21世纪》中,向少年儿童提出的“下海,入地,上天”,就变成60多年后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重大目标。只是次序换了,变成“上天,入地,下海”。换得也很确切,我国确实是发展航天在先,进入深海大洋在后。
图1 地质古生物学泰斗尹赞勋院士
一部科学史,其实也就是人类视野和活动空间不断拓宽的历程。如今我们“神舟”上天,“蛟龙”入海,就是紧跟着国际步伐,走向科学探索的前沿。
尹老在这篇千余字的短文里,讲的是21世纪的地质学,畅想新世纪里人类将深入海底开采矿床,进入太空研究外星地质。今天看来,这岂不就是当前世界科学的真实写照吗?也许当时尹老料想不到的是,今天海底资源作用如此之大,并由此引起国际纠纷。人类开发海洋,历来都是指海面上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如今海洋开发的重心却在下移:海底石油和天然气的产值,已经超过世界海洋经济总产值的一半;它和海底的“可燃冰”加在一起,有可能会成为地球上未来矿物能源的主体。
但是,科学发展的前景属于“战略研究”范畴,为什么要对少年儿童去谈呢?这就是科学大师的高瞻远瞩。培养科学家,前提在于点燃少年儿童对科学的热爱,而且越早越好。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科学家的起点往往是被一则故事、一篇文章,唤起了童年时代的科学热情,从而影响终身。前辈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即使是身处逆境,也不会停止在社会上以及在青少年中弘扬科学精神。
这也正是《科学画报》的来源。紧接“九一八”“一二八”之后的1933年,中国第一份图文并茂的科普刊物,在敌寇的炮火与铁蹄声中诞生。80年来,她凝聚了多少代学者的心血,体现了多少位大师的关怀。在1953年《科学画报》创刊20周年时,竺可桢(1890—1974)演讲中说到“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精神”;在1983年《科学画报》创刊50周年时,周培源(1902—1993)比喻她是“通往世界的桥梁”,茅以升(1896—1989)则称赞她是科学普及的“开路先锋”。
图2 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院士(www.xing528.com)
到今天《科学画报》喜庆80大寿,中国出现了汉唐以来又一番盛世景象,科技界也已经完全变样,光是彩图炫目的科普刊物就不知道有多少种,《科学画报》还能当“先锋”、做“桥梁”吗?除了光荣历史之外,《科学画报》还能发挥什么与众不同的优势?
当然是有的。其实,当前中国科学界所缺的,并不是科研经费,更不是科学刊物,最缺的还是60年前竺老说的“科学精神”。今天中国的科学界,多么需要一片净土园地,需要一份高举“科学精神”大旗,洗净铅华、远离名利的刊物。
“科学精神”来自科学的文化层面。“科学有用”,才能赢得重视;“科学有趣”,才会有为科学献身的志士仁人。布鲁诺捍卫“日心说”在烈火中献身,根本谈不上物质上的追求;达尔文发现“进化论”,经过20年方才在友人催逼下发表。所有这些,与今天“立项—发表—报奖”的科研三部曲相去何止千里。正是科学的文化层面,蕴藏着创新的原动力。500年前的达·芬奇,设计过最早的潜水服,如今美国电影导演卡梅隆自费打造潜器,只身深潜万米。可见,“上天,入地,下海”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的追求,体现着科学与艺术相通的“科学精神”。
如果在当前数不尽的科普刊物中,能够有一家脱颖而出:在介绍科学进展时,她不是转抄传闻、人云亦云,而是科学家本人和社会之间的“直通车”,是“通往世界的桥梁”;在介绍科学家时,她不是宣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发迹史,而是刻画科学发现的过程,解释为什么其中会有艰难和乐趣相伴共生——那就是对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莫大贡献。
假如这份刊物,也能从当代科学家那里获得几十年前学界前辈那样的关心,这种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话说到这里,我们衷心希望《科学画报》能挺身而出,郑重宣布:“这份杂志就是我!”就让这份期望,作为我们献上的寿礼。
(本文原载《科学画报》2013年创刊80周年纪念特刊,2013年11月26日《新民晚报·夜光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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