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文化：推动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思考

阻碍科学创新的因素确实很多，有物质上的、政策上的、文化上的；但根子还是在文化，这是科学创新的土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文化的反映。各个民族的创新能力相差悬殊，从牛顿、达尔文，到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设计^[1]，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的创新能力。

图1　上海世博会英国馆

每个民族都有一种说不太清楚却又无所不在的特征，往往习惯到不能自察，只有与别的民族相比较才能发觉，但又深入血脉之中，好比文化细胞里的基因。最突出的例子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虽经千年流散，性格鲜明依旧。创新文化就是属于这种层面的东西，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就得在这样的深层次里反思。

创新的障碍可以分为三层：华夏文化有着历史上的辉煌，但在深层次里存在着不利于科学创新的因素；近百年来中国经历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反复，对创新形成了新的障碍；而由此产生的当今文化中，也包含着许多亟待改变的成分。讨论中有几位作者不赞成我国古文化有“遗传病”的说法。确实，我们决不能“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鲁迅语），然而文化确实有自己的传统性。不能否认，从科举制度到今天的应试教育，从“八股文章”到今天的“套话文字”，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www.xing528.com)

如果拿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东西方文化源头的代表进行比较，孔夫子谈的主要是社会现象、人际关系；而亚里士多德从物理学到生物学都有兴趣，现代科学之产生于西欧，不无文化历史原因。自然科学的产生，源自对自然界的兴趣和好奇心，并不是为了实用。“地心说”还是“日心说”，对生产力并没有直接关系，布鲁诺甘愿烧死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创造财富。但这种兴趣在中国古文化里比较淡薄。中国人感兴趣的一种是孔夫子的道理，这才叫学问。另一种是应用技术，譬如四大发明。清朝末年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概念其实保持到了今天：科学技术是作为生产力才需要发展的，基础科学是因为能促进应用研究才应予重视，长期以来“为科学而科学”是受批判的。重物质、轻精神的科学观容易导致浮躁、肤浅，科学不但是生产力，更是文化，对科学有如痴如醉的热爱，才会有不屈不挠的探索，这才能创新。

东西方文化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权威崇拜。基于农耕经济的华夏文化，特别主张尊师敬祖，学子的任务在于“替圣人立言”，只需要引据“子曰”“诗云”，并不要求科学论证。这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证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正好背道而驰。一旦信仰取代了证据、政治预定了结论，就堵死了创新的余地，譬如哥白尼时代的西欧和李森科时代的苏联。今天的中国，虽然不再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也不再说“不理解也要执行”，但是整体说来对创新思维仍然陌生。“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德育崇尚信仰、科学贵在怀疑”。如果在学术上只会师承、“紧跟”，对国内外权威唯马首是瞻、看脸色行事，创新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