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新闻先见报、后研究导致真伪难辨，评审工作需无原则赞扬

如果说科学创造思维与东方文化、教育思想的关系，还会见仁见智，还属于可讨论的问题；那么当前存在严重阻碍科学创新的一些风气和做法，则已是毋庸质疑，只剩下如何克服、如何改进的问题。这些弊端几乎都与急于求成有关。个人、单位或领导，希望通过很少的努力，甚至不通过多少努力，就取得学术上的“重大成绩”。无论主观上出自何种目的，此风一开，必然导致真伪难辨、良莠不分，影响所及，不仅真正科学创新的工作受到排挤，而且腐蚀队伍、败坏军心。

最明显的例子来自新闻报道。一些未经证实的发现，在学术界审查之前先在报上发表。“人类的发祥地在中国的溧阳”“人类起源时间……至少往前推进到四五百万年”“鸟类祖先在中国”“我科学家攻克生物演化发展中四大难题之一”……近年来，一些“爆炸性”科学新闻是在“先见报、后研究”的指导思想下出现的，往往在轰动效应之后再进行悄悄“纠正”，报上的“重大发现”并不要求学术上的证明。某年我国“基础科学十项成果”之一是据说发现了“距今1 500万年……被子植物叶片”的“细胞总DNA”，但至今未见有论文报道。只求“轰动”，不讲根据，是治学的大忌。科技新闻是促进和推广科技成果的有力工具，在我国由于开展的历史不长，有一些措词失当是难免的，但无论如何必须在严格的学术基础上进行。以为科学成果也可以通过做“广告”的手法获得承认，或以为通过“宣传”就可以提高我国的科学地位，那至少是一种误会。

不严肃的学风，在期刊论文和学术著作中也属于常见症状。论证不严密，是我国许多学术论文的通病，这其实也是我国地学成果推向国际时常遇到的困难。既无引据又不加证明的论断，可以在国内的许多学报上发表，但不大会被国际学报所容许。编辑部和主管部门都有一定责任。对学报来说，发文章越多越好，并且以此论奖，因此我国的学术论文可能因限于篇幅而不让作者提供原始数据，强迫作者接受只讲结论不讲证据的陋习。近年来，随着地球科学的定量化，统计数据在文献中逐渐增多，但有的作者根本不顾误差范围和可信度，甚至只选取“有用”的数据发表，或把实测值与推想值混在一起作图等，严重损害学术出版物的严肃性。同样问题也发生在引用前人数据、论断或图表时，不加说明，不引出处，甚至有擅自改变国外航次站位编号，以掩盖其来源。这类现象不限于学报，在有些所谓“专著”中更为严重，因为这类“专著”往往是作者出钱付印，根本不要学术审查。我国一部分学报的编辑和审稿工作，也与国际学报差距太大，用三言两语的好话充作审稿，用“公关”代替编辑，那是绝对办不出好刊物的。(www.xing528.com)

学风问题更为严重的，也许是成果评审。由研究单位自行组织的“鉴定会”“评审会”，评出了不知多少“国际先进”和“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且“行情”看涨，前几年“国内先进”就可以满足的，现在得了“国内先进”还感到委屈，这些评价中只要有一半是真的，我国就无疑是国际学术界最强的国家之一。其实，基础研究的成果自有国际文献的客观评价系统，并不是论文油墨未干时，请几位朋友就能作出评价的；尤其是评“国际先进”“国际领先”，首先应要求评审组成员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方才有资格作出结论。而目前这种评审会上廉价吹捧的现象，已经扩展到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中，似乎评审人提问题“难为”学生，就是针对指导教师的。评审工作中的无原则赞扬，是近年学风败坏的重要因素。

以上所述在新闻报道、论文出版和成果评定中的问题，如果作进一步追究，都可以归因于我们的一系列管理办法，因为无论是科研立项、学报评比、成果审定还是新闻宣传，都各有主管部门制定政策、监督执行的。职称评定和奖励评比办法，追求论文数量而忽视质量，使得各系统、各单位纷纷自办刊物，大量刊载不见得代表科学创新的论文；有的主管部门急于求成，好大喜功，又在客观上助长了浮夸不实的学风。同时，这又是科学道德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变更，使学术界正经受着一场新的考验——社会道德、风气的考验。在功利目标的误导下，个别人从粗制滥造发展到弄虚作假，能否及时揭露并遏制此类现象的蔓延，将是涉及我国科学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