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20世纪晚期的地球科学研究扩展到全球规模：卫星遥感和计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全球范围的同步观测数据；“全球构造”和“全球变化”的理论，提供了行星规模地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这种从整体的大处着眼，从局部的小处入手的研究途径，本来是地球科学中的先进方法，而时至今日显得格外重要、格外迫切。
由于长期封闭和传统习惯，我国地学实际研究工作者往往缺乏这种全球视野而容易就事论事，因此一旦有了重大进展也不能充分揭示其意义，不易受到应有的重视。举构造地质的例子，从日本经日本海到中国东部，火山岩碱性强度逐渐增强，这一事实早在1956年由我国赵宗溥发现；直到1959—1966年日本学者久野（H.Kuno）提出岛弧火山岩中碱质含量横越岛弧有明显的侧向变化，进而解释为岛弧岩浆从贝尼奥夫带产生的证据时，才成为板块构造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受到全球重视。同样，青藏地区有印度板块破脱出小板块而增生于我国西南的现象，早由我国常承法等于1974年发现；但直到土耳其森格（Sengor，1985）将该模式扩展到整个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地区，提出不同世纪特提斯的概念时，才成为国际的重大进展。[5]其他学科也是一样：看起来是“地方特性”的局部现象，背后可能隐藏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发现，而这种发现只有站在全局的高度才能看见。(www.xing528.com)
相反，全局性的发现也必须以地方性的具体研究为基础。我国不时有一些不依靠实际工作、专从书本到书本的全球性“理论”“系统”推出，宣称发现了地学的真谛，创立了新的“学科”，可惜都摆脱不了“泡沫科学”的厄运，原因正在于此。科学发展到今天，单靠古希腊哲人的直觉或先知，已经很难涉足现代科学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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