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大学的考试，几乎全是口试。主考教师通常要求学生记住他讲课的内容，越详细越好。如果这位老师的讲义没有出版，迎考用的唯一材料便是课堂笔记。当时靠着年轻手快，我居然能把老师的讲课详细记录下来，差不多除了咳嗽声外很少遗漏。甚至听累了处在半睡眠状态下也能手不停地写，只要下课立即整理，竟也能从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迹中辨识出词句来。考期一到，课堂笔记便成了宝贝，有时连苏联同学也来借。
即使这样，也不能万无一失。记得一次矿床学考试，主讲教授在听完我回答考签上的问题后，又追问：“第一堂课上我是怎么讲的？”我只好老实交代：“那天留学生开会，请假了。”老师虽打了个满分（5分），表情却十分不快。更典型的是区域地质考试，墙上挂一幅苏联地图，老师用笔一点：“在这里打钻，钻到的都是什么地层？”据说有位自知背诵无望的学生，把地层表密密麻麻地抄在小纸卷上作“小抄”带入考场。对付这样的考试，确实是学生的一场灾难。考完之后，照例是狠狠地玩一番，把装满脑子的这门课程尽快忘掉。
假如把莫斯科大学说成是死背书的书塾，那是不公正的。就说那两周一次的名人学术报告吧，几百人的大教室场场爆满，其气氛之热烈有甚于大剧院。记得一次斯特拉霍夫院士作报告正值他的生日，当场宣布把一座新发现的海山以他姓氏命名作为礼物，激起了满堂掌声——要知道这位多产的地质学家，多年来因疾病不能坐下，是靠站着写作的。可是，这些都与考试无关，而学生的好坏是由考试成绩评判的。因此，当教研室主任奥尔洛夫院士对我们说“考试得个3分（及格）就可以了，关键要把论文做好”时，总觉得是歪门邪道。中国古生物学代表团访苏，斯行健院士劝我们“在国外最重要的是把外语学好”，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可以看原版小说呀！”这话更令我觉得离谱。这些话含义之深，我过了几十年才理解。
青年人的思想比较活，其实用考试是框不住的。当时读了点哲学书，禁不住要追问“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就遇上小偷，学起“联共党史”来也不免产生疑窦。然而这些又与考试、学习无关，学习是记住书上、课上的东西，考试是把它们“还给老师”。中国留学生即使下课开会，也还是学习，学习各种伟人的指示。假如自己的认识与此不同或者有所怀疑，就可能属于该批判的范畴。1960年学成归国的留学生集中学习时，在对我作重点帮助的大会上，出身好的同学责问道：“为什么我们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到了工作岗位，我不懂为什么学习会上人人说相似的话而没有人提问题，听我汇报思想的领导反问道：“为什么都要像你这样想怪问题呢？”
今天看来，这些并不是怪问题；但当时喜欢多想，也无可厚非。独坐静思，其实是十分有趣且有益的。我喜欢在飞机上观赏云海变幻，真想步出机舱在白花花的云毯上漫步；也喜欢在大雨声中凝视窗外，想象自己栖身在水晶宫的一隅……更喜欢把种种思绪诉诸笔墨，这便是日记。
多少年来，记日记已成为一种爱好，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小将们想抓“反动教师”，把我多年日记搜去为止。尽管日后进驻的工军宣队归还日记时着实鼓励了我一番：“看得出你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但这段经历已经改变了我的习惯，从此日记只记“流水账”。
当然，思想活跃绝不是指胡思乱想。记得别洛乌索夫院士上课时说到有人向他投书，说是“发现”地球原来是颗大晶体，地面的山脉是晶体的棱角，而晶体的中心就在莫斯科。老师说，此人定是个疯子。其实这无非是个拍错了的马屁，恰恰说明思想的贫瘠，与思想活跃无关。(www.xing528.com)
图1 莫斯科大学主楼
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机会与许多国家的同行相处，看到了不同的思考方法和教学方法。古生物学家把描述化石群和相应的现代动物群当作天职，但一位美国教授反问：“没有描述过的动物群，为什么就要去描述？”一位在荷兰退休的教授说他从来只愿做仅有60%把握的事，“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何必要我来做？”没有新意，便无所谓科学。对前人结论的怀疑，正是科学的起点。仔细观察那些真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往往都要自己从头论证，从根上开始想问题，决不轻信前人。依此原则教育学生，重要的是教思想方法。当时在美国的范·安德尔教授说：“我上课从来只教问题，不教答案。”澳州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沃克尔教授在与研究生讨论论文选题时说：“你年轻人自己没有想法，来找我这老头有什么用？”不少地方的学校，学生从专业、课程，到毕业年限、主考教师，都是自行选择的。这里姑且不去比较不同教学方法的优劣、得失，有一点是清楚的：独立思考，是研究科学、学习科学的起码要求。
图2 汪品先院士谈科学创新与思想活跃
朱夏院士的晚年，更加致力于人才培养。当我们谈到研究生学术思想不够活跃时，他说的“思想上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学生，又怎样能在科学上创新呢？”这句话，是不是正击中了我们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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