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军深海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除油气开采之外，各国主要的作为还是科学探索和军事举措。军事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而深海科学探索的特点就在于技术难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昂贵费用和巨大风险。因此，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往往采用多国或多单位合作的途径，集多方的资源和技术共同探索。我国多少年来鼓吹“设备开放”和“数据共享”，可惜至今收效不大；深海领域的国际合作成绩卓然，但依然受限于未能突破的瓶颈。因此，必须在国家层面从政策高度加以调整，才足以应对进军深海的挑战。简言之，要在合作开放和关门单干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无论国际国内都是一样。
近几年来，中国的海洋事业正在经历着黄金时期。海洋（特别是深海）科学技术，从来没有获得过像今天这样大的投入；海洋（尤其是深海）的探索，从来没有得到过像今天这样全国上下协力同心的支持。各地建设海洋基地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如雨后春笋。现在重要的是要有全局观念，统筹协调，错位发展。有人说，现在中国海洋学院的数目，可能超过了国外全球的总数；也有人说，我国新建的同类海洋调查船为数过多，可能会陷入部分闲置的困境。但愿这些话都只是杞人之忧，希望加强顶层设计，防止低水平重复，无疑是刻不容缓的燃眉之急。
伴随着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的是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包括双边、多边和像大洋钻探那样的大型国际计划。但是，数量不等于质量，我国海洋科研实力在数量上的增长并不等于质量上的优势，在深海的国际合作中我国至今只是参与者和后来者，仍然属于“跟跑”行列。向深海内部进军是一个新的契机，我国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利用发达国家放慢步伐的时候争取“弯道超车”，力求尽早进入“领跑”的核心。最近，国家发改委设立海底观测网大科学工程，科技部推进参加国际大洋钻探的新步骤，这些都是适时的明智之举。
海上的国际合作，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是政治和军事因素，海洋科技计划的实施取决于外交政治，世界大洋有多个科学上的关键海域，由于当事国的反对而不能开展调研；不少精心筹备的国际合作航次，最后由于军事政治原因突然废止。然后是经济因素，深海科学已经成为“富国俱乐部”，一般发展中国家不敢问津，因此深海研究的发展在客观上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上的鸿沟，同时也为我国出手，团结发展中国家进入“深海俱乐部”留下了空间。如果中国有能力加入新世纪深海研究的“引领者”行列，就应当将发展国际科技合作纳入外交战略，协助发展中国家逐步进入深海研究的领域，通过科技合作推进“民间外交”，在重点海域确立我国的科学领导地位，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科学群体，使科技合作为海洋维权服务。(www.xing528.com)
当前我国的海洋事业一片光明，也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合作还是单干？首先是国内的合作，能否实现学科、单位和地方间实质性的合作，能否做到设备载器和数据信息的共享，能否建立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协调发展，这些将会决定近年来海洋科技发展高潮的真实效果。同时在国外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选择：究竟是采用关起门发展，还是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前者方便而且习惯，既不会有“泄密”之类的麻烦，也便于背向世界作“国际前列”之类的自我表扬与陶醉。但是，真正的科学发展必须走国际合作的道路，一方面吸取发达国的长处，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协助，从而为中国在国际海洋界塑造和善可亲的形象。两者的选择具有历史意义，它将决定中国能否抓住当前的良机，在人类进入海洋的新挑战中吸取海洋文明的优点，立足海上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
回顾近代的世界史，几百年来中国在人类开发海洋中愧无贡献。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我国逆向行驶，开始“海禁”；与海洋有关的重大科学突破，19世纪“进化论”发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20世纪“活动论”的发表又逢我国“文革”灾难，国祚垂危，遑论科研。现在21世纪正值向深海进军之际，如果我们能选择正确道路，落实“海洋强国”战略，实现“振兴华夏”目标，就可望在人类历史的新转折中，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本文原载2017年第9期《学术前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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