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海科学技术的国际机遇

对于海洋，尤其是深海远洋的关注，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中国的军舰开始进入世界大洋，载人潜器进入深海海底，无不赢得全国上下一致的欢呼。中国如此重视海洋，至少是郑和下西洋之后600年来的第一次。有趣的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世界海洋事业的转折期，发生在人类从海洋外面进入海洋内部的新阶段，客观上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从历史上看，华夏文明的大陆性质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海洋文明形成对照。古代的中国航海技术在当时具有领先地位，但是自以为“位居天下中心”的皇朝，对海外的“蛮夷”之邦不屑一顾，“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朱元璋语），海洋不属于正能量。尤其是明清两朝为防范倭寇与政敌而推行“海禁”政策，宣布“片板不准下海”，切断了宋元以来繁盛的海上丝绸之路，甚至在郑和之后自毁水师，闭关自怡，直到鸦片战争被英国的炮舰轰醒。这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举措，其实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大陆文明要求稳定和继承，“父母在，不远行”，并不支持海外的开发。华夏文明的大陆性质留存至今，构成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中的重要环节，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性。北京的世纪坛为9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铺设了900块花岗岩，却没有想到为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做点什么。

现在，我国的海洋政策终于改变。“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列为国策，海洋事业（尤其是在深海远洋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举国上下的共同支持。近代史告诉我们，大国的崛起都与海洋上的成功有关。无论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还是19世纪睦仁天皇（1867—1912）的明治维新，都是伴随着向海洋文明的转变，伴随着海上的开拓，从而实现了大国崛起；而缺乏海洋视角的光绪“戊戌变法”（1898年6月至9月21日）归于失败，结果加快了大国的衰落。但是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看，华夏振兴还是面临着要过“海洋关”，中国传统的大陆文明仍然有待向海陆结合的文明转变。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将20世纪英—德对抗与21世纪美—中关系作了比较，在他看来，“德意志帝国和当今的中国都是复兴的大陆国家，美国和英国都是海洋大国”。美国著名作家卡普兰（Robert David Kaplan）也认为：今天中美的南海之争，相当于百年前欧美的加勒比海之争。能否在南海取得成功，将决定中国大国崛起的命运。弘扬海洋文明，建设海洋强国，是振兴华夏的必由之路。

美国作家卡普兰（1952—　）(www.xing528.com)

幸运的是中国近年来重视海洋的开始，在国内正值“科教兴国”的高潮，在国际恰逢进入海洋深部的新时期，因而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由于世界经济并不景气，发达国家的深海探索步伐放慢。美国的海底观测网，受经费的牵制经过几度“瘦身”，多番推迟，最终于2016年建成；德国15年前就提出的“北极之光”破冰钻探船计划，终于因经费不能到位而胎死腹中；欧盟的DS3F（即“深海与海底下前沿”）计划，体现了“三深技术”集成运作的先进思路，同样受制于经费而停留在纸上。目前发展深海科学技术，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既有实力又有愿望的新推手，在国际合作中应当抓住时机挺身而出。然而我国起步过晚，实力有限，必须要在精心策划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出手，而不能鲁莽上阵，更不可妄自称大。

中国的海洋战略，亟待吸取国际的教训。拿上述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为例，几十年来一直是围绕着美国的钻探船并由美国领衔进行，20世纪90年代日本向美国叫板，在新世纪之初建造了一艘比美国船大几倍的“地球”号钻探船，以期争夺国际领导权，大洋钻探办公室也一度从华盛顿搬到东京。“地球”号下水时由日本公主剪彩，出航时向全世界宣布要“打穿地壳”，引领世界科学潮流。可惜由于经费和技术上的困难，现在日本船每年只能有少量时间用作大洋钻探，国际计划仍然主要依靠美国船，由美国主持进行。殷鉴不远，中国想在国际深海科学界出头，必须吸取前人的教训，将科学目标和实际可行性放在首位，在紧密的国际合作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