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航海，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在河流谷地，唯独发源于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是个例外（图2）。作为整个西方文化根基的古希腊文化，是在爱琴海的沿岸及其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发展起来的，欧洲第一座城市不是建在大陆，而是建在克里特岛上。沿岸狭窄的平原和良好的港口，岸外众多的小岛，是早期发展航海和形成海洋文化的理想背景。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与巴比伦文化、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都是定居在流域里的农耕文化。[8]当然，这些亚非的古文明，也都有其海洋成分的一面：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的汊河比较多，不像现在只有两条，而且还有河道与红海相通，因而地中海与红海提供了向海洋发展的条件。[9]波斯湾西北端当时也比现在的范围大，两河流域的文化濒临波斯湾发展，问题在于其发展的方向。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也能达到黄海与渤海之海岸，但是历史发展的结局，统一六国的是黄河中游的秦国而不是下游的齐国，结果重心在中游而不在下游。[10]这些古文化有的已成陈迹，但如果把现存的中国与西方文明相比，可以看到正是这两者起点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三千年历史走向的差异。
图2 世界古文明的起源都在大河流域，唯独爱琴海文明是个例外
以河流流域为基础的华夏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当时中国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社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只求没有异族的入侵，决无向外另谋福地的意向。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教文化，主张人们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父母在，不远行”，并没有到远方开拓的传统。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来说“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何苦要去海外殖民？至于对外贸易，也是应国外的要求而开，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58年致英王敕谕）。⑦帝皇的观点，反映了自足自给农业社会的心态，一种内向型社会的心态。
古代中国社会“内向型”性质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性。向欧洲介绍元朝中国盛况的《马哥勃罗游记》，能激发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兴趣的原因在于当时东西方差异之大。只有海外有求于我，我无求于海外。就是海内也一样，相对于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社会来说，沿海地区只是“蛮夷”之地；对趋向于到海上甚至海外发展的沿海居民，自然而然地被视作“另类”。例如，粤东地方，“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的“蛋户”就被列入“四民”之外的“瑶蛮之类”，属于化外之民。对这样的政权说来，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实行“海禁”，甚至像17世纪清朝早期那样，实行强制性“迁海”，使沿海数十里成为荒地。这与当时西欧一些国家的国王、海盗与商人联合起来向海外殖民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决不是说华夏文明属于与世隔绝、不尚交往的封闭类型。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的融合体，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和亲和力。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儒、释、道可以三教合一，这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看是难以理解的。汉唐盛世，中国的首都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都会，也是吸引四海前来学习先进文化的国际中心。“留学生”一词的由来，就是对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带来的留在中国继续学习人员的称呼。政治上，从汉朝开始对外派遣政治使节，通西域的西汉张骞、东汉班超，或出使罗马帝国（大秦）的甘英，对中亚地区的交通发展和文化交流，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宗教上，东晋法显和唐朝玄奘或东渡的鉴真，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亚洲文化的交流史上，也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我们也应当注意：当时东西方交流中从事经商贸易的，主要并不是中国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丝绸之路上古代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中间商人（如西域人）来进行的，其中包括来自现属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粟特商团”，即安禄山、石敬瑭祖先的“昭武九姓”[11]，他们中许多人后来融入中华民族，但并不能代表重农轻商的华夏文明之主体。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负重远行的开拓者，毕竟凤毛麟角，并没有构成历史的主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规模的海内外交往，但直到最后一个皇朝，始终认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这种居高临下的交往并非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之必需。谈到这里，600年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如此容易遭到否定，一场历史的壮举居然成为古代中国向海洋发展的终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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