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两种航海：政治驱动的航海与和平远航

郑和下西洋，本来是盛极一时炳彪千古的历史壮举，不料1424年明成祖朱棣一死，新皇帝就下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尽管在又一个新皇帝宣宗手里，郑和还组织了第七次——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远航，但紧随而来的就是彻底海禁，走上绝然相反的道路，甚至连图籍档案一概烧尽。盛极而衰，嘎然而止，一场叫人看不懂的突然变化。关于下西洋突然终结的原因，至今见仁见智，多有争论。如果下西洋的原始动机在于朱棣要寻找政治对手——侄子朱允炆的下落，那确实早就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如果当时朝中对下西洋的争议，反映明朝宦官集团与儒家朝臣之间的矛盾，那历次下西洋确实都是在宦官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客观原因是在于国家的财政。

600年后回顾，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丰功伟业。郑和传播了华夏文化，促进了海上交流，提高了航海技术，推行了和平外交。然而，本质上这是从皇帝的政治需求着眼，缺乏经济考虑，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质的政府行为。朱棣不惜一掷千金，换取大明皇朝的国威，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以“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这种“赉赐”航海，最后导致“库藏空匮”，难以为继。固然，下西洋的确具有经济贸易的一面，它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引进的药物也丰富了中国的药典……但是，这种“朝贡贸易”的特点在于“厚往薄来”，无论采用“贡品”与“赏赐”形式的商品交换，或者用高价购入“番货”，这类“随贡互市”并不要求等价交换，因为目的在于显示中国的富强，算的是政治账，不是经济账。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西洋的同时，明朝政府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只准皇家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也允许西洋海船来中国，就是严禁中国人出海经商。⑥所以，下西洋作为明成祖巩固政权、弘扬国威的措施，是一种政治驱动的航海行为，并不等于海上贸易的开放。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从伊比里亚半岛出发的海洋探险。就在郑和之后，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1394—1460）派出了多次航海探险队，为后来葡萄牙的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和麦哲伦实现环球航次准备了条件。他们探险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直接与印度通商寻找航线，结果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与国王订有合同：新发现的领土归国王和王后，所得金银财宝10%归哥伦布并且免税。^[7]结果，“地理大发现”引来的是财富与奴隶的掠夺，为欧洲赢得了发展的新纪元。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当时远航的区别：西方有强烈的经济目标，而中国只从政治需求出发。中国古代的海洋文明过于突出政治，而忽视经济，这样的海洋文明缺乏可持续性。百年前梁启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哥伦布之后，有无数量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看来答案就在这里。(www.xing528.com)

纵观欧洲历史，一方面，国王、海盗和海外商人本来就是三位一体，探险的航海本来就预期着暴利。海盗式的航海探险或者“发现”，包含着太多的罪恶与残忍，笼统地赞扬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没有经济基础的突出政治也是不可持续的，不加分析地歌颂恐怕也是不适当的。后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多发症，一直延续到20世纪晚期，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决不能再掉以轻心。今天，我们无疑应当谴责“地理大发现”家们的贪婪残忍，也完全有理由颂扬郑和远航的和平性质。但是，在大尺度的视野里，必须承认是欧洲人的“大发现”导致美洲的开发，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郑和的壮举虽然对东南亚、印度洋一带留下了深刻的踪迹，但是很难说对全球有多么重大的影响，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说不上新时期的开创，以致需要今天来大声疾呼，加以弘扬。

事过600年，最突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在海上征服世界的开始，恰恰发生在郑和下西洋后不久。明代的中国，建立了世界史上空前的大舰队。然而，“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下令自我毁灭，为什么？”美国人提出，是一个任何人都会问的问题。⑥如果透过历史的细节，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着眼，那么答案就应当从华夏文明的起点上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