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英国《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从13%增长到了20%，这个比例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引用率较高的论文中，大约每5篇中就有一篇有中国研究者参与；不少中国顶尖的科研院校，已进入各种世界最佳科研机构排名榜单……关于中国科技进步的积极评价，似乎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汪品先：中国科技创新确实有很大进步，但让国际社会“点赞”的主要是“中国速度”。20多年前，美国人还在问“谁来养活中国”，但他们现在惊叹于中国的高效率，认为“集体主义的中国赢了个人主义的美国”，甚至有人建议让中国模式在美国“试运行一天”。
被“点赞”的还有中国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程度。中国科技投入的增长举世瞩目，在过去30多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增长了300倍，已成为世界各国科学家议论的热点。几十年前，中国一度是一个“白卷英雄”走红、“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国家，但现在是在校大学生3 700万、在外留学生50万，从政府到民众无不重视教育、尊重科学的科技大国。
从整体上来说，我们被国际社会“点赞”最多的是我们的科技投入和发展速度，而不是我们在科研方面的创新能力。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和欧美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任何国家都是先有数量的进步，后来才有质量的飞跃。
“创新”在中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为优势。譬如，在谈到中国科技进步时，很多人都会把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居全球第二当作证据。我不反对SCI本身，但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把它看得太重。实际上，SCI反映的只是一个期刊的平均影响力，这与其中单篇论文的分量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我非常反对公式化地用影响因子乘文章数量，更荒唐的是根据这个数值去发奖金。这是在试图量化一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做科研需要钱，但钱多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研究。如果每个人都忙着找钱、忙着发表论文，大部分人只不过是在重复已经做过的研究，也许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做成，但是大量经费就这样被花掉了。低质量的绩效评估，也和中国整体较低的科学评价标准有关。总体来说，有独立思维和优异专业能力的科学家数量还很有限。
记者：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中国每年有大量论文发表，但具有高影响力的论文不多，重大和原始创新成果出现的比例还不够高，离全球科研创新的“风向标”之地还有些距离。出现这种局面，说明什么问题？
汪品先：如今的科学研究和经济一样，都已经全球化了。学术界也和世界经济一样，发生两极分化：许多国家只能输出“原料”，另一些国家对原料进行“深加工”，得出理论认识。后发展国家为原料能出口而高兴，科学家也为其数据能为国际所用而庆幸。(www.xing528.com)
事实上，大部分论文只是科学史上的过眼烟云，并不会进入人类的知识宝库，而这恰恰就是智力生产与物质生产的重大区别。因此，论文数量并不是科学研究追求的目标，甚至不是衡量科学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论数量，中国论文已经占世界第二，但水平上却离“世界第二”还差很远。不过，量变可以引起质变，当务之急是要抓住大好时机，促进科学转型。
科学转型也可以与经济转型进行类比。一些国家如墨西哥、马来西亚等，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原因在于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阻止发展高端制造、走向发达国家的通道。
科学发展路上也有与“中等收入陷阱”类似的现象。特别像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这类地域性强的科学，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和发达国家一样重要，而且有些自然现象（如季风），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因而发展中国家也会拥有独特的“原料”优势，尤其是国土大、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可以提供“原料”还可以输出劳务，做“劳动密集型”的分析工作，由此产生的文章数量相当可观。
这好比经济，低端制造业也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污染、低质、低价等恶性循环伴随而来，不能转型的就会掉入“中等”陷阱。科学发展的道路与此类似，不能转型就会掉入陷阱，只不过这种危险仅仅从SCI数量上是看不出来的。
·科学进步的评价难以量化，而在一个诚信不足的社会里似乎只有量化的评价才显得公平，不能量化也得量化。于是，很多科研机构都把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标准
·我们招聘到很多科学潜力很好的年轻科学家。但是，他们将在什么环境中工作，他们在竞争中提高科研水平的同时，是变成优雅的科学家还是变成狼，恐怕也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跟风做些分散性的小题目，在别人的刊物上发表几篇论文，要瞄准大目标、做大题目、解决大问题，做国际学术界的举旗者、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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