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图专藏书简史：留存文献书目集编辑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简称“文华图专”）是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高等学府，现代图书馆教育由此引入中国，并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档案学教育的先河。它也是近代中国所办各类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中唯一没有中缀的一家，送出了中国获美国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第一人桂质柏，美国首位华裔图书馆馆长裘开明，等等。研究中国图书馆教育，文华图专是丰碑和宝藏。继老一代图书馆学家彭斐章、谢灼华、白国应之后，图书馆学界程焕文、姚乐野、彭敏惠等学者对文华图专现象递有系统研究，近年来的近代文献整理热潮对此亦有推动作用，有关文华图专的研究文献力作不少，从全方位历史叙述、定性，到深层的专题研究，在人物评传、办学资金、开放服务、建筑特色、课程设计等诸多方面都有论述。如彭敏惠《藏书公世 坚守不移——文华公书林性质考辨》（载《图书馆建设》2019年第9 期）从建立初衷、馆舍利用、资金来源、图书印章等多角度论证；彭敏惠《从文华公书林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载《图书与情报》2015年第6 期）则是对文华公书林以降递次变迁、承继的文华“图书馆”的全面记述；朱茗《一份70年前图情调研报告带来的启示》（载《图书馆建设》2018年第11 期）中介绍了调研报告对图书馆的考察两个重要指标：一是馆员从业资质，二是馆藏保有量；刘大伟、李刚、杜京容《社会资本：解读文华图专的新视角》（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3 期）对文华图专的募资捐书、图书分编、民众教育、送书上门等多有介绍；秦然《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原因探析》（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7 期）清晰整理了相关档案中记载的文华图专办学、购书等的经费来源及各年数额。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对文华图专藏书皆有涉及，惜非专门考证与论述。藏书与利用向来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文化图专的藏书历程，无疑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教育史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梳理文华公书林筹建至1953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止这一时期的图书收藏、利用情况，从藏书及利用变迁史的视角来窥探文华图专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理念、模式，图书馆学教育内容、目标所做的奠定、塑造、推动与转型作用，将再次验证藏书的事业规模、育化功能等的兴衰强弱，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图书藏用观念、技术水平同命运，同频率。

一　前文华图专时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播种期的拓荒与引领

了解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藏书，就必须先了解它的源头文华公书林，文华公书林是文华精神与理念的源头所自，它的创办者、主持者与文华图专的是同一人。无可否认，文华图专这所体量小影响巨的图书馆学校，其藏书建设及图书馆服务，因了开创者的美国基督徒和十年图书馆馆长的身份而一开始便独具特色，这位开创者便是被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的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lh Wood，1861—1931）。

韦棣华女士于1899年12月从美国来华，看望作为传教士的弟弟，到武昌后做了美国圣公会开办的文华书院（后升级更名文华大学）的英文教员。来华前曾担任理奇蒙德纪念图书馆馆长的她，敏锐注意到不但学校图书资料匮乏，而且整个武昌也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于是她一边到处搜集并自掏腰包购买书刊，一边动员书院的教员捐献图书，在学校设立了一个小小图书阅览室，大受师生欢迎。她于此一发不可收拾，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奔波30年，成为改写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的人物。

早在1903年，韦棣华女士便写信向美国妇女援助会（Women's Auxiliaries）和教会期刊俱乐部（Church Periodical Club）募集新旧书籍和款项，将文华书院校园东区的一个小八角亭改造成为阅览室，主要向该校师生开放。这个被学生们形象地称为“报房”的小小阅览室，陈列着韦女士通过各种不同途经搜集而来的书刊、小册子等英文书籍，约3000 册^[1]，其中有二手图书资料，也有筹资新购图书。这便是后来文华图专藏书最早的基础。由于八角亭位于校园内，市民难以知晓，况时人原本不知何为“公书林”“图书馆”，这样的免费阅读室于文华校园也是新鲜之事，因而初期的读者门可罗雀。即便如此，亦给当时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预示着，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基础，因韦棣华女士带来、引入的彼时世界最新图书馆办馆理念和技术而注定更有作为。

又经数年筹募和建设，韦棣华女士在学生沈祖荣的协助下，终使文华公书林在武昌昙华林文华校园（Boone Compound）开馆，当时号称“十万元之建筑，三万册之藏书”^[2]。它被后人誉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大门朝向校外的大街，对公众免费开放，并实行开架借书，送书上门……这在中国藏书楼大门深锁、与大众无缘的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是年1910年，巴黎卢浮宫被洪水包围造成上亿美元损失；美国铺设第一条海底电缆；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随西学东渐、国门打开，援官私精英对民众教育不断呼吁、努力，以文华公书林“恰当其时”出现而进入了新时代。

在此之前，已有1902年徐树兰在浙江绍兴设立的古越藏书楼，为“阁邦人士之观摩，府县学堂之辅翼”；1904年8月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联合奏请清廷设立的湖北省图书馆开馆（利用武昌兰陵街博文书院改建而成）；湖南图书馆亦于同年开馆。他们的作用与影响十分深远，然考其建藏、服务等，时与新式公共图书馆功能略有一定距离。1931年，著名教育学家蔡元培在《文华图书科季刊》上这样评价：“集多数图书于一处，予民众以阅览之便利，辅助文化进步，实惟图书馆之功……而韦女士之创办公书林，恰当其时……文华公书林于众图书馆中乃如老成先进，弥负重望。”

韦棣华女士用一个圣徒之心，热诚推行和实践现代图书馆理念。她“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完全是因为人生理想的追求。这种人生理想的追求首先是良知与道德的自觉与弘扬，然后是生命与理想的归属与倾注……有感于武汉民众生活的疾苦和教育程度的低下，韦棣华女士颇有救济之意，遂决定暂时留在中国以尽个人的微薄之力去帮助武汉的民众”，及至办理公共图书馆，使普通民众均有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韦棣华女士就已经立志通过献身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来实现其服务中国民众的人生理想。”^[3]她从一开始便以标准公共图书馆要求来办文华公书林，想尽各种办法来吸引读者。在图书资源方面，1907年她回美国，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二十九届年会，首次将中国的图书馆运动介绍给美国，同时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募捐。此次回国，共约募集1 万美元、3000 册图书。在读者服务方面，文华公书林在韦女士主持下，举办公开演讲、读书会、音乐会、故事会，在平民教育、开启民智、宣传图书馆理念、鼓励大众走进图书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民众口碑。在藏书利用方面，文华公书林的开架借阅在当时十分前卫，图书亦难免丢失，但韦女士顶住包括文华大学校长翟雅各在内的保守人士反对，甚至校方停止经费支持，她以个人资金支撑，也要坚持为公众服务，开放办馆。到1914年，文华公书林更开设巡回文库，将服务遍及武汉三镇，惠及职员、小贩、妇孺、儿童所有民众。这一活动有力推动了1917年由学成归国的沈祖荣创始的“新图书馆运动”，最终带动了全国各公共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的巡回文库活动。

二　文华图专前十八年——服务教学与服务大众为两翼的实践与辉煌

韦棣华女士并未止于建一个新式图书馆，她富有远见地认识到，必须为中国培养自己的图书馆员。1914年和1917年她先后派沈祖荣先生和胡庆生先生赴美国图书馆学校学习，沈祖荣（Samuel Tsu-Yung Seng，1884—1977）1916年毕业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为华人获得图书馆学学位第一人。胡庆生（Thomas C.S.Hu，1895—1968）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文华图专后来继有多人留学海外，回国后或做图书馆学教学，或投入图书馆实际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与飞跃。

1920年，韦棣华女士带领学成归国的沈祖荣和胡庆生在文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韦棣华女士担任图书科主任，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制度办学。主要课程有中国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史略、西洋图书馆史略、中文参考书举要、西文参考书举要、图书馆行政学、图书馆经济学、中文书籍编目法、西文书籍编目法、西文书籍分类学等。教学内容汇集中西图书馆学，教学方法侧重方法训练与实际操作技能，附设实习图书馆——文华公书林——它同时也是文华大学资源、设备的一部分，由学生协助管理。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所藏、记录时间始于1914年5月5日的图书财产登记册（英文）所载，截至1920年12月31日，文华公书林入藏西文图书为11669 册（中文图书和期刊未见文献记录）。这些图书无疑便是文华图专开办时的藏书家底。

1921年，为适应日益增长的教学与读者服务需要，韦女士与沈祖荣、胡庆生默契合作再筹资，将文华公书林大楼扩建了1/3，内设编目室、参考室、阅览室、报纸杂志室、书库、孙公纪念室、罗瑟纪念室、司徒氏纪念厅等，其中的两个纪念室分别专藏商学、关于中国事物的西文图书；文华图专的课堂、实习室、图书馆学研究室、办公室悉数设于此楼内；楼内还专设博物古物陈列室一间，其标本收藏1100 多件，与馆内的参考书、模型、卡片、幻灯机、电影机等一并供读者修习、参考。

1923年，为退回庚子赔款事，尤其是让此款能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韦棣华女士赴北京及全国各地，征得美国驻华大使和国内150 多名流支持签名；同年9月专程赴美，在华盛顿持续数月奔走、宣传，与435 位参、众议员面谈；最终于1924年5月促成美国第二批庚子退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乃至图书馆事业，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50 万元用于建7个图书馆，并支持图书馆学教育。由于韦女士在其中的卓越贡献，文华图专从此得到了一笔较固定的运营资金，1926年到位的第一笔资金为1 万元/年。

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文华图专自身的发展特点与理念坚守，1929年8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为一所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高校，沈祖荣先生任文华图专校长，受教育部直接监管和扶持。是年秋，沈校长组织文华图书科学生成立编目股，对文华公书林旧有中文书籍40 余箱进行分类整理。可惜目前未能见到当时的书目。

独立办校的文华图专经费来源除中美庚款补助，还有国内外公私赞助。在早年为文华公书林奠定基础的美国圣公会补助金、韦棣华基金等的基础上，1930年，文华图专从文华大学彻底独立出来时，作为学校董事会最大资金来源的美国庚子退款补助额度已提升为13500 元/年，而1934年起，由国库拨款的教育部补助费是另一项稳定经费来源，第一年5000 元，逐年递增。每年，教育部派员视察后，都颇为肯定学校的办学水平，并发给补助，供添聘教师及购置仪器和专业书籍。正是这年秋天，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开设中、英文档案管理课程，分别由美籍费锡恩女士、毛坤先生讲授。我国档案教育由此肇始。教务主任毛坤结合欧美档案教育的经验，设计了适合当时中国档案工作的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所设课程和使用教材，基本上是仿照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加以变通而成的。文华图专的教学、科研、图书馆服务在自身影响力和经费支持的良性互动中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

据《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二十四年度）》所载，1935年文华公书林藏书计有中文普通各科书籍20797 册，专门图书馆学及目录学书籍935 订册；英文普通各科书籍27411 册，专门图书馆学书籍1435 册；普通英文杂志151 种，共有2673 订册；专门图书馆学中英文杂志36 种，共有548 订册。^[4]

文华公书林存世计有28年（1910—1938年），1938年武汉沦陷，文华公书林被毁坏，不复存在。因此，文华图专的前十八年，在图书馆办馆理念、图书馆人才培养理念，及教学、开馆服务实践上，与文华公书林完全同气同求，共存共辉。在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的带领下，文华图专和公书林在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学术、人才诸方面多所贡献的同时，亦令自身获得了许多支持和骄人发展，藏书数量速增、特色明显。

一方面，因应学校教学需要，借助与美国、教会方面的关系，作为学校实习图书馆，文华公书林对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的收藏数量与质量是国内其他任何图书馆都不能比拟的。截至1937年，“文华公书林藏书总计有中文普通各科书籍一五三四八册，专门图书馆学及目录学书籍一二一五订册；英文普通各科书籍二七四七八册，专门图书馆学书籍一八一一册；又普通英文杂志三九五种，共有三六七二订册；专门图书馆学中英文杂志六三种，共有六四六订册。”^[5]与1935年相比，专业英文期刊的涨幅最大。

另一方面，文华公书林所藏外文图书所占比例相当高，据1922年统计^[6]，中文图书13272 册，西文图书13122 册（总收藏26394 册，西文图书占49.72%）；据1936年统计^[7]，中文图书21732 册，西文图书28846 册（总收藏50578 册，西文图书占57.03%）；而1937年高达63.74%（总收藏45952 册，英文图书29289 册）^[8]。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现存结构相对完整的图书馆学类文华藏书中，英文图书比例依然相当高，约占种数的39%。这与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引进美国现代图书馆体系、实行中西结合的教学模式、韦女士美籍身份并从美国募捐、学校教师多有外籍或留学背景，以及早期合作共体的文华大学的教会背景等直接相关。

最令人称道的是文华公书林坚持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其服务对象除了师生及他们的教学所需，更有社会大众的男女老幼。如前述文华巡回文库，至1922年已达5 省22个点。而成立于1933年的文华图专学生服务团继续巡回文库服务，其规模到1936年已有1500 余册书。他们将各种适用书籍，每50～100 册，装箱分送各个有借阅意向的学校、机构等点上。学生们采购图书主要依据读者的需要，对了解读者需求，他们有两种调查方法：一是面向借书用户直接调查，口头询问与填写“调查单”相结合；二是间接调查，对每次巡回的报告、登记卡等进行分析。这样，不但对热门图书需求类目心中有数，同时对读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构成也了然于胸，“每次巡回出纳书籍在五六百以上”^[9]，十分有效率。这一服务在后来的全面抗战中亦未中断，为战时的重庆民众、医院送去精神食粮。而这其实正是文华图专教育特色的体现：“强调实习，重在操作……把学生培养成能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专门人才。”^[10]再如，沈祖荣校长1937年呈报1938年度文华图专经费预算，对9403.50 元预算进行了报告，除了中英文图书馆学、档案学书报费，还列明了“实验儿童图书馆”的书报、设备用品，共支出1996.10 元，占到当年补助费的21.2%^[11]，所定制书架、桌椅等设备，可一次接待48 名儿童读者。这就解释了我们今天整理文华图专存留藏书中仍能看到一些低幼、科普类图书的现象及原因。

三　文华图专后十五年——百折不挠 走向涅槃

正当文华公书林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中日战事危急，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日军直逼武汉，文华图专奉命西迁。1938年6月，沈祖荣校长与教务主任汪长炳、教授毛坤一起去重庆考察并选址，文华图专仅用2个月时间，便于8月迁落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内。匆促之下，只带走了2000 多册图书。虽有之前华中大学西迁云南时先行带走四五千册图书，惜其于1946年迁返武昌时已散佚殆尽^[12]。尚有4 万多册图书，包括仪器设备、博物收藏留在武昌昙华林的公书林楼中，虽派1 人值守，终不能逃过战火洗劫，在武汉沦陷后，文华公书林中未迁走的图籍仪器散佚无存，房舍亦遭损坏，令人扼腕不已。至此，文华公书林在实体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人员、图书等为文华图专自然承继，尤其是开放、公平、服务、求实的精神已深植并融汇于文华图专的方方面面、内外气质中。

在重庆，文华图专以有限的资金和藏书资源继续开办巡回文库和儿童图书室，亦有新的购进和受赠，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中坚力量，毫无气馁。然而，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文华图专便是一个缩影，其所在校区因数遭空袭，许多图书、仪器随之湮灭。如1940年6月28日轰炸时损失256 种图书，合290 册；1941年5月9日、7月7日的轰炸，造成新建的康宁楼中弹全毁，图书室等办公处皆在其中，一并被毁的有：小手提书箱6个，书桌7个，卡片盒7个，书架2个，图书186 种、279 册，杂志26 种、104 册。学校之后不得不购买江对岸的香国寺唐家桥附近廖家花园为新校址，图书馆所在房舍靠近防空洞。^[13]那时，重要图书资料靠“男生提箱、女生背袋”^[14]及时转移防空洞始得保存下来。艰难困苦中，文华图专多次发表募捐启示，也收到国内外包括政府、团体和个人的许多回应。如1941年校舍被炸毁后内政部紧急援助搬迁新址费、1943年教育部拨给礼堂和图书馆建设费；较有传奇色彩的是1944年5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专门带来ALA 赠给文华图专的4 种图书，沈祖荣校长在其中Making Books Work：A Guide to the Use of Libraries 一书的扉页用中、英文手书题志：“本书乃美国图书馆协会赠送并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先生携带来华于三十三年转交给本校者”，此书现珍存于武大信管院院史陈列馆中。正是国际和国内、政府和民间的这些物资和道义上的支持，使文华图专坚持下来。可惜其藏书规模再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直到合并入武汉大学，在20 世纪后期改革开放的热潮中“重生”。

1947年1月文华图专趁寒假时间迁返，“并于同年3月将文华图专的图书、档案及器材等押运回武昌”^[15]，在战争废墟上重谋生存与发展。其时原校址已被先期返汉的华中大学所用，沈祖荣校长与市政府等多方沟通，才得重新安定，教学虽未因之停摆，但其所带回图书资料情况，暂无得考。令人敬佩的是，《大公报》1947年11月27日便有报导：“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为供应学生实习研究，新设之实验图书馆已公开开放。”图书科专科第十届学生王肖琴写道：“烽火余生，校内所剩书籍真少得可怜，但我们仍然是不藏拙的对社会开放了这一部分残旧的书籍，创立了服务社会的机构——实验图书馆。它的董事会是同学们自己组织，编目、阅览、典藏、总务、采访、推广等工作也是同学们分别担任。同学们是主人，也是仆人。他们将课内所学得的知识全应用在实际的工作上，将课外的时间完全化在热诚的服务上，每周星期日下午，看见阅览室中黑压压的人群，这些忙碌的工作者才展开了愉快的微笑。”^[16]

1949年，历经战后各种困顿的沈祖荣校长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应变”会议，平静地选择留在武汉办学。当年的学校一览在“教学设备”一节言：“抗战以前，本校搜藏中西文图书馆学书籍至为完备，各种著名图书馆学期刊概均入藏全套，洵足珍贵。并曾置有示范性质之钢质书架、各式卡片，图表、器具、模型等设备，籍供学生修习特之参考，所惜上项设备均于抗战时期损失。本校迁渝期间及复员以后，无时不积极致力于恢复工作，而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文化协会、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本校这中西友人等，皆曾热心捐赠，以期恢复旧有书藏。”其中没有提供具体藏书数据，可见其时学校因旧有重要基金到期中断，仍未走出困难境地。而他们对图书馆教育与服务的积极追求，真如他们自己评价的：“自民国九年创立以来，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曾无一时一刻之停顿。”^[17]前文提到的韦棣华“美国基督徒”身份，并不是提示文华图专的教会背景，而是强调韦女士毕生不渝的奉献与服务精神、对中国公共图书馆职责的坚守，从而带给文华图专守业者并文华学人在人格规定上润物无声的影响，这样的精神涵养，使文华图专的凝聚力令人刮目，且体现在许多细节中。如《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每一期对校友工作、生活的追踪报道；如1950年文华三十周年校庆时，全武汉市的校友返校，除带了珍贵礼品，又各捐献给实验图书馆书籍共数百册；等等。

1951年8月，文华图专改为公立学校。这期间适应时代需要，采购了大量时事政治类图书。1953年9月，文华图专及其历经战火、迁变流离的文献收藏并入武汉大学，时为图书馆学专修科，亦即现在的信息管理学院前身。

文华图专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档案馆事业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在国内外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校任职，把文华图专“智慧与服务”精神播向各地。由于文华图专师生、校友令人惊讶的才华、勤勉、敬业，近代中国教育中绝对小型的文华图专可谓完美实现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公共服务、编撰出版学术著述三重职能，文华图专群体对近现代中国图书馆迅速摆脱封建藏书楼的框框走向现代化的贡献只有“杰出”二字。其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为：一是“文华图专丛书”的二十余种著作，如沈祖荣译《简明编目法》（1929年）、毛坤译《西洋图书馆史略》（1933年）、章新民译《民众图书馆的行政》（1933年）、皮高品编《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1934年）、沈祖荣编《标题总目》（1937年）等。二是发表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及其他刊物上的论文。这些文华学者的论文或以期刊形式分藏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中，在主要学术数据库存中也能查到大部分；而图书的大部分亦与其他藏书一起保存下来了。据笔者统计，当年的一本手抄中文图书交接清册，载中文图书2576 种（含249 部），5387 册（英文图书未得史料可以统计）。这些图书应该包括1938年西迁2000 册中没有被炸毁的、重庆坚持办学过程中采购及受赠的、复员回汉后继续采购及受赠的。(www.xing528.com)

四　百年致敬

回眸间，时光已去百年。斯人已远，圣火在传。

2020年，是文华公书林开馆110 周年，也是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暨国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立100 周年。早在2018年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便开始动议筹办百年院庆，而经过前几年对学院图书分馆（亦即学院资料室）旧藏文献的清点、整理，“文华图专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获得学院认可，正式获批列入教育部世界一流学科“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资助项目。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如《文华图专存留文献书目集编》《文华图专珍稀史料图录》《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育与学术史事长编（1920—1953）》等将陆续出版，向百年院庆献礼。

本着鉴史开来的初衷，信管院领导始终关注整理进展，图书分馆每年上报整理数据，经过持续7年全面清理、整序，现在已经基本完整发掘出了历百年而现存于武大信息管理学院的文华图专时期藏书的总体样貌。与1953年合校时相比，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六年的停招停学，期间藏书库被盗，以及当年与今天统计口径的不甚一致等因素影响，现在的收藏所见情况，又有了变化。本书作为整理工作和资助项目的一个成果，著录统计情况为：中文图书10838 册，西文图书556 册；其中，文华公书林时期图书85 册，图书馆学专业图书829 册，档案学专业图书48 册，期刊342 册，毕业论文及实习作业48 册。

面对历经百年变迁留下的文献，可以感受甚至触摸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及所有文华图专前辈们曾经的筚路蓝缕、矢志不渝、科学遗产、社会贡献，这些都是我们继立于此学科的骄傲。藏书的一时规模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藏书的育化功能强弱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的利用方式，藏书的事业兴衰最离不开人的敬业经营，文华图专的藏书兴衰史和前辈们的奋斗史为此做了证明。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　严红

2020年9月10日

【注释】

[1]陈碧香.韦棣华生平考辩[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6）：112-122.

[2]校闻[J].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6（4）：599-605.

[3]程焕文.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6）.

[4]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一览（二十四年度）[M].8-9.

[5]湖北省档案馆（LSF2.1-99）[D]∥唐秀.文华公书林研究（1910-1938）.湖北大学，2011：13.

[6]沈祖荣.调查报告：中国各省图书馆调查表[J].新教育，1922，5（1-2）：207-216.

[7]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M].1935—1936 学年度.

[8]陈闯.武汉近代公共图书馆史研究（1840—1937）[D].武汉大学，2017.

[9]吴尔中.校闻：（九）巡回文库概况[J].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6，8（4）：601-605.

[10]彭斐章，谢灼华.七十年历程——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到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J].图书情报知识，1990（3）：2-6.

[11]彭敏惠.文华图专办学资金来源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2）：96-105.

[12]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溯源与展望[J].高校图书情报论坛，2005（2）：62.

[13]教育部1941年关于文华图专呈报本校办公处被炸报告的指令及空袭损失救济的指令[B].武汉大学档案馆，7-1941-4.

[14]沈祖荣.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近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2，16（3-4）.

[15]彭敏惠.从文华公书林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J].图书与情报，2015（6）：134-139.

[16]王肖琴.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近讯.教育通讯（汉口）[J].1948（复刊），4（12）：29.

[17]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民国卅八年度）[M]/ 王余光.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44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