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图书馆发展历程及阅读推广思想

（一）中国古代图书馆及阅读推广思想

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就有专门从事王室记事的史官负责记录并保存典籍。《左传·僖公五年》记“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周天子设“盟府”专门收藏、管理盟约文书，其所谓“官守其书”，“盟府”一般被视作图书馆雏形。此后历朝历代官方都有类似机构，例如：秦代的“石室”，汉代的“兰台”、晋代的“秘阁”、唐代的“秘书省”、集贤殿书院、宋代的“崇文院”、元代的“秘书监”、明清两代的“文渊阁”、清末的京师图书馆等。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非常发达，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官府、私人、书院和寺观四大类型图书馆，不仅拥有大量的官府藏书机构，还有大量的民间藏书机构，如岳麓、应天、石鼓、白鹿洞等书院藏书机构，南宋陆游的“书巢”、明代祁承爜的“澹生堂”、清代范钦的“天一阁”等私人藏书机构和一些道观寺庙藏书机构。虽然这些藏书楼的功能是以藏书为主，但也有以利教化、推广阅读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也满足了部分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1857年创建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为方便图书管理和使用，1907年开始编制并采用卡片目录，卡片中著录的内容包括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分类号和索引款目以及卡特著者号码等；1900—1902年期间，徐树兰效仿其他国家藏书阁与学堂相辅而行之法，开始创办古越藏书楼。藏书楼在其继承者的努力下于1903年建成，并于1904年开始对外开放，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私人藏书楼。此外，虽然大多私人藏书楼不向社会开放，但也能切实有效地满足家人、朋友和其他学者阅读的需求，同时还有传承文明、传世经典的重要作用，无形中有力促进了阅读活动的开展。

（二）中国近代图书馆及阅读推广思想

1.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后，国门洞开，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日益频繁。为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教化和控制，西方人开始在中国大兴教会学校。教会学校附设的图书室是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新型藏书机构。1847年，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开始创建“徐家汇”藏书楼。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1894年又附设图书馆。20世纪末，清政府也逐步开始允许、鼓励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兴办学堂，1898年，京师大学堂虽几经周折但最终正式成立，校内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随即建立。随着各地高校图书馆的创办，高校图书馆在推动教育的同时，也纷纷实行对外开放，组织阅读推广活动，例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为“以谋书籍到民间，达教育大众之目的”，开办民众图书馆、巡回文库、民众阅报处；福州协和大学及其图书馆为“开通民智”，办“农村试验区”，在农村设立民众阅报室，并为当地儿童提供课外读物等。回顾这一时期有关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工作和研究，要以被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的《世界图书馆情报百科全书》中尊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的李大钊为第一人。他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开展了以下六项创新性阅读推广事业。一是，利用《北京大学日刊》开展阅读指导和新书推荐工作，开设专门阅览室延长阅览室开放时间，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促进读者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进步书籍。二是，制定《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和《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等规章制度，逐步完善读者借阅制度，采用增订非复本书、新设独立阅览室，方便读者阅读。三是，重设图书馆机构，开始“第二学堂”，明确工作岗位职责，增加参考咨询、指导阅读、学术报告、书刊专题展览和陈列等工作内容。四是改革藏书管理办法，决定“以杜威十进法为基础，按本馆所藏书籍之情况，略有变通”，将本来书本式书目改为卡片式书目，由原来文库式借阅改为开放式借阅，方便读者查找利用文献。五是重视书刊宣传、利用，指出“藏书贵为活用，欲活用故奖励借书。借书之事，乃成为图书馆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采用各种方法“使各种书籍发挥很大的作用”。六是向社会宣传图书 馆，开展社会化阅读推广工作，如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开设“图书馆教育”讲座课，参加北京高等师范学院举办的“暑期图书馆讲座”，开创了图书馆教育的先河，促进了社会大众接受、认识、利用和研究图书馆；发起成立了以“图谋北京各图书馆之间协助互益……馆际互借与互换出版物”为宗旨的“北京图书馆协会”。^[14]李大钊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思想来源于他摒弃封建藏书楼重藏轻用的理念，目的是将图书馆由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开放式图书馆，将图书馆员的工作职责内容由传统的“守书”变为保存图书和利用图书，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由特殊人群变为“社会一般人民”，将图书馆的工作内容由传统的借阅为主变为“采、分、编、典、阅、借”并驾齐驱。为实现他的图书馆管理理念和宗旨，他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大量阅读推广工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阅读推广事业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对如今阅读推广工作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2.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几乎与大学图书馆同时起源。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办了“强学会”，设“书藏”部门，供大众阅读，体现出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从日本引进的“图书馆”一词。随后在“开民智，以行立宪”的热潮中，各地新型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1903年，古越藏书楼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私人藏书楼开始向公共图书馆的过渡^[15]；同年，最早以“图书馆”为名的图书 馆——湖南常德图书馆正式运营^[16]。1908年，清朝两江总督端方在江苏省南京市创办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1909年，张之洞奏请筹办京师图书馆。新型图书馆在工作宗旨上相较于传统藏书楼有了一定的转变，即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知识”为宗旨^[17]，如1921年，刘国钧先生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与功用》一文中指出：近代图书馆具有自动化（自行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社会化（将注重对象由书籍而变为其所有服务的人，使图书馆为社会之中心）、平民化（应为多数人所设）等特征。1923年，他又在《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一文中谈到，近代图书馆的基本任务是“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18]。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处于初建和完善阶段，同时受国外图书馆学管理理念的影响，早期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是以图书借阅、导读服务、参考咨询和编制专题材料为主要内容，除编制书目、开展导读服务涉及推广阅读思想外，最主要的推广阅读工作内容之一是馆际互借。例如：1924年6月，杜定友先生创办上海图书馆协会，协会通过了他亲手所拟的《上海图书馆协会章程》，章程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实行图书互借及交换制度。”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梁启超为第一任董事部部长，确立了“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1927年，北京图书馆开始办理馆际互借业务，该馆在年度报告中提及：“本馆为专门学者谋便利起见，与其他图书馆相约，施行图书馆间互贷办法。如专门学者有所需而为馆所未藏者，得由本馆向他馆借出供应之；他馆遇有此等需要时，亦由本馆贷之……本办法曾与各馆互为贷借，颇称便益。”此后，1939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颁布《修正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工作大纲》，用法律和国家意志的形式明确规定：“省市图书馆要设置与研究辅导部，负责视察、辅导及各项推广事业；县市图书馆要设置推广组，负责演讲、展览、读书指导等业务。”^[19]

3.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阅读推广

民国时期，为推动科学、教育、经济、卫生、道德的发展，提升国民文化素质，解决国民“愚”“穷”“弱”“私”四大社会问题，民国政府大兴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发展进入了短暂的繁荣期。1918年12月，《教育部分科规程》中规定：“社会教育司下属第一科（图书博物科）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第二科（通俗科）负责‘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事项’。”^[20]可见，民国政府在阅读促进、国民文化素质提升等工作方针和思想，也充分显示当时的通俗图书馆和巡回文库是扎根社会末端促进大众阅读解决社会问题的排头兵。

巡回文库起源于欧美，在中国萌芽于晚清，本土化后在民国时期得到发展壮大，又称“流动图书馆”或“流动书车”。国民政府由于经费紧张，无法大规模建设固定图书馆，所以借鉴欧美经验鼓励各地开设巡回文库。例如，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的韦棣华（M.E.Wood）在武昌文华大学筹建图书馆，宣传的开放、平等、共享的图书馆理念，并开设巡回文库。巡回文库的目标是给因时间、地点、经济及其他因素限制而无法到图书馆阅读的民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和儿童）创造阅读机会。巡回文库的工作方式是图书馆定期提取部分书籍，分类装箱，用汽车或小货车送往各指定地点，满足大众阅读需求。巡回文库的特点是简易、方便、快捷、低成本。巡回文库在当时是一种有效普及科学知识、传授民众急需技能的阅读推广手段，深受民众欢迎。早在抗战时期，燕京大学就通过建立巡回图书馆，提高农民识字率；创办农民学校，增加乡民农业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21]。巡回文库不仅是如今流动图书馆的前身，而且其服务模式和工作理念更是如今流动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有益借鉴。

民国时期很多图书馆是在旧有的藏书楼基础上改建而来，馆藏以经史子集等文言文资源居多，而现实的读者又渴望阅读白话文新知识，为解决这一矛盾满足普通民众阅读需求，提升民众阅读能力。自1913年10月21日京师通俗图书馆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通俗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市县镇迅速成立，并得以蓬勃发展。相比普通图书馆而言，部分地区（黑龙江省）通俗图书馆用款不及省立图书馆十分之一，而阅书人数却多至数十倍。^[22]因此，1915年民国政府正式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规定：“自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自治区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或公共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23]通俗图书馆以教育平民为宗旨，以阅读为中心，以经济实惠的方法组织开展了电影播放、图书馆展览会、读书合作会、学术演讲和物质奖励读书等活动，提升了图书馆的知名度和入馆率，提升了图书馆的读者数量，提升了民众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是如今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重要历史参考依据^[24]。

在这一时期，民间图书馆事业也较发达，在促进民众阅读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当时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纷纷慷慨解囊创建民间图书馆，以促进社会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当时，比较著名的有影响力的民间图书馆有大公图书馆、南轩图书馆、木斋图书馆、明复图书馆、青岛褐木庐戏剧专业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等。

（三）新中国图书馆及阅读推广思想

1.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府接管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并进行了整顿、改造和调整。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同年，新中国第一次图书馆学讨论会在南京顺利召开，随后全国各地图书馆积极响应号召，学习借鉴苏联图书馆建设经验和管理模式，在大力采购、收集和整理书刊文献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图书借阅、参考咨询、书目推荐、馆际协作与互借等工作。同时，为响应党中央号召，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同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共同拟订《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规划了包括15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方案，图书馆学第一次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日程。同时，也指出了图书馆的“专门问题”包括：典藏、编目……读书指导、图书宣传和推荐书目等工作。^[25]。1956年12月，高等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明确了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任务除图书借阅、参考咨询、联合目录等内容外，还包括读者工作、图书馆宣传、书目推荐、馆际协作与互借等内容。此后，1958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原则通过并下发《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将图书馆学重要著作的数量增加至28种，新增的10余种专著中包括《推荐书目》《图书宣传》等有关宣传推广图书馆和图书的专著。^[26]1961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文华学院三个院校教师合作编写《读者工作》等系列教材^[27]，进一步从理论上指导了图书馆开展读者服务和推广阅读的工作实践。这一 时期，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例如：北京图书馆在建国初期只有藏书145万册，后来各类文献总量发展至近千万余册；全国各地高校图书馆至1957年也已发展到229所，藏书量也激增至4000多万册，比建国初期增加了5倍。^[28]随着图书馆馆舍数、藏书量和工作人员等相关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图书宣传、读者培训等相关宣传和推广工作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图书馆在解放思想、支持教学、科研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和重要。

新中国政府陆续出台的政策和规划，彰显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指明了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推动了图书馆学的工作与研究，奠定了图书馆服务和阅读推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一时期，以杜定友和刘国钧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专家和以严文郁，柳诒徵为代表的第二代图书馆学专家们深受鼓舞，精神振奋，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纷纷著书立说，传播图书馆学思想和阅读推广理念。据统计，在1949—1966年期间学者们发表的4471篇图书馆学论文中，有1000篇主题为读者工作，包括：图书流通299篇，主要涉及图书开放、开架阅览、阅览工作、图书外借、馆际互借、流通站和流动书车等问题；不同的特定读者对象服务231篇，主要研究图书馆围绕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为特定的服务对象开展专项服务；图书宣传与阅读辅导302篇，多为各馆图书宣传、阅读辅导服务方式方法的情况介绍与经验总结^[29]。如：1957年，杜定友在《图书馆怎样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一文中指出：“为科学研究服务是我国图书馆的重要任务，编制目录……馆际互借，放宽借书限制，增设专业阅览室，举行图书展览、座谈会、报告会等是必须的基本的工作。”^[30]1957年，陈中凡在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上的发表讲话《怎样指导读者阅读古典文学提纲》：“阐述了阅读古典文学的目的与方法，并按时间朝代先后，从古歌谣、神话传说开始，到清朝文学，分析了各国时期古经典文学的特点并罗列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著作。”^[31]1960年，黄宗忠等在《关于图书馆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工作四方面内容，其中第一内容就是读者工作，读者工作又包括服务读者等各项工作，如图书的流通和推广，图书宣传与阅读辅导，书目工作与参考咨询工作等的研究。”^[32]

2.改革开放中前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1981年10月，教育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第一章第二条任务规定：高校图书馆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贡献。其任务包括根据课外阅读需求，开展流通阅览和读者辅导工作；……开展馆际协作活动等。第二章第八条规定：配合学校教学、科学研究任务，进行阅读辅 导，举办书刊展览，编制推荐书目，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开展多种形式的读者服务工作^[33]。1982年12月，文化部颁发《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第三章第七条规定：省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书刊资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强读者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第九条规定：图书流通工作应尽量方便读者。……出借图书除采用个人、集体、馆际外借外，还应积极开展电话预约和邮寄借书。第十条规定：省馆应采用多种形式报道馆藏、宣传好书，正确指导读者阅读，充分发挥馆藏书刊资料的作用^[34]。随着上述两部法律法规和《关于工会图书馆工作的规定》（1955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条例》（1991年8月，中国科学院发布）、《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1991年8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图书资料工作条例》（1993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以及各省市级地方图书馆管理办法的陆续颁布，进入20世纪70、80年代，以阅读辅导为主的阅读推广工作思想已经深入全国各种类型图书馆常规工作中。

20世纪70、80年代，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思想和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描述和评论某一特定图书馆或某一图书馆的阅读辅导活动。例如：1980年6月，朱坚、杨仪在《江苏图书馆工作》上发表《鼓励读者为“四化”读书 东台县图书馆奖励优秀读者形成制度》；1981年3月，楚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抢在春天里播种——北京市少年宫图书馆等举办多样式读书活动》；1981年6月，晓钟在《天津教育》上发表《课外阅读活动巡礼》；1982年10月，鲁子玉在《宁夏图书馆通讯》上发表《吴忠县图书馆开展“红领巾读书奖章”活 动》；等等。二是介绍国外图书馆阅读促进工作案例并分享心得，例如：1981年7月，文旻在《世界知识》上发表《澳大利亚悉尼现代化图书馆》；1982年6月，秦民华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日本儿童图书馆事业概况》；1983年5月，张才生在《高校图书馆工作》上发表《苏联列宁图书馆 推荐书目方面的科学教学法活动》，等等。三是在第一类和第二类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读者心理、特点、需求等角度出发，结合前期活动效果，总结图书馆开始活动的经验，并提出未来工作思路和方向。例如：1982年1月，陈俊民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图书馆服务效果篇——阅读效果琐见》；1982年12月，夏国栋在《黑龙江图书馆》上发表《工人读者群阅读兴趣试探》；1983年12月，吴俊珑在《黑龙江图书馆》上发表《高等学校图书馆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等等。

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继续保持着上历史阶段的发展势头，工作重心和主要内容基本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文献关键词发现，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更多的使用“指导”“引导”和“服务”等词来代替“辅导”。一方面可以看出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读者的阅读自由权，开始将自己定位为“服务者”和“帮助者”，事实也证明并没有哪位图书馆员在选择读物方面比读者更加聪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图书馆的关注焦点开始从书籍转移至读者身上，图书馆在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前，开始更多地了解读者实际需求，然后通过改变服务模式将“给读者推荐书目”转变成“根据读者需求，将读者引导至架物和文献面前”。例如：1996年8月，陈爱华、蒋民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高校图书馆读者阅读心理及其导向浅说》；1998年3月，聂明澈在《图书馆学刊》上发表《辽宁省图书馆读者阅读情况调查报告》；1999年12月，郁竹在《河南图书馆学刊》上发表《分析阅读倾向调整藏书结构》；等等。同时，随着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读者信息获取方法和阅读习惯不断转变，图书馆服务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多，学者们开始关注读者阅读习惯的转变并尝试将新技术引入阅读推广工作中，以提升活动效果。例如：1997年11月，张福生、孟新民在《缩微技术》上发表《对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北体大图书馆缩微设备使用现状的调查与分析》；1998年3月，刘家真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保存网上出版物的选择方针》；1998年9月，潘一珍、孙杰、王玲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大学生读书的时代特点——兼论图书馆服务的新发展》；1999年，高秀岚在《赤峰教育学院学报》发表《对成人高校图书馆现代化管理的思考》；等等。此外，学者们还开始关注“全民阅读”。例如：1999年4月，刁桐洲在《江苏图书馆学报》上发表《倡导全民读书 建设阅读社会——学习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北京图书馆重要讲话的体会》；1999年8月图文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 99上海市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隆重举行》；1999年8月，汤旭岩在《图书情报论坛》上发表《倡导全民读书 建设阅读社会——湖北省第十一届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小结》；等等。总之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各界专家学者都在从自己的角度关注着“阅读”一词，他们传承人类文明，提升国民素养，助推民族伟大复兴的态度从未改变，而且会越来越强烈。当中国进入新世纪后，“阅读推广”一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学者们更是热衷于研究探索这个主题，具体研究概述将在第三章详细阐述。

【注释】

[1]图书馆发展史［EB/OL］.［ 2017–11–19］.http： //www.docin.com/p–287924958.html.

[2]王余光.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5：115.

[3]Readings’ advisory［EB/OL］.［2016–10–15］.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ader%27_ advisory.

[4]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M］.夏云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5]张大英.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述评［J］.图书馆，2011（5）：42–44.

[6]杰西·H·谢拉著，张沙丽译.图书馆学引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311.

[7]王余光.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5：115–116.(www.xing528.com)

[8]王余光.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5：116.

[9]Buckland M K， Gorman M. Redesigning library services： A manifesto［M］.Chicago，IL：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1992：3.

[10]景海燕.图书馆学新五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8（3）：57–58.

[11]［汉］戴圣.礼记/张延成，董守志编著.礼记［M］.北京：金盾出版社，2010：508–512.

[12]王沥.图书馆之最［J］.当代图书馆，1996（4）：58–61.

[13]曾祥芹.儒家阅读思想的第一传承人——曾子“读文”论发微［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2）：1–8.

[14]刘群.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图书馆［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6）：25–28.

[15]王沥.图书馆之最［J］.当代图书馆，1996（1）：51–52.

[16]傅广荣.中国“图书馆之最”［J］.赣图通讯，1987（6）：42–43.

[17]刘群.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图书馆［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6）：25–28.

[18]刘国钧，史永元，张树华.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3；11–13.

[19]田磊.清末和民国时期图书馆法规中的人文精神探微［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3（2）：89–92.

[20]赵建爽.民国时期通俗图书馆的阅读推广［J］.新世纪图书馆，2014（1）：57–61.

[21]赵静.高校图书馆的功能演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28.

[22]刘桂芳.通俗图书馆与民国初期社会教育［J］.图书情报工作，2010（5）：150–153.

[23]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0.

[24]赵建爽.民国时期通俗图书馆的阅读推广［J］.新世纪图书馆，2014（1）：57–61.

[25]张琦.建国初期第一次图书馆学发展规划研究——基于《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有关图书馆学规划的内容解读［J］.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7，26（3）：80–86.

[26]张琦.建国初期第一次图书馆学发展规划研究——基于《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有关图书馆学规划的内容解读［J］.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7，26（3）：80–86.

[27]张琦.建国初期第一次图书馆学发展规划研究——基于《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有关图书馆学规划的内容解读［J］.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7，26（3）：80–86.

[28]赵国忠，张创军.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概［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43.

[29]张琦.建国初期图书馆学论文分析（1949–1966）［J］.图书馆，2017（7）：73–79.

[30]杜定友.图书馆怎样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J］.图书馆学通讯，1957（2）：49–21.

[31]陈中凡.怎样指导读者阅读古典文学提纲［M］.武昌：湖北省图书馆，1957.

[32]黄宗忠，郭玉湘，陈冠忠.关于图书馆学的对象和任务［J］.图书馆学通讯，1960（5）：28–36.

[33]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J］.中国图书馆学报，1981（4）：13–16.

[34]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EB/OL］.［2017–11–20］.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