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阅读推广思想的源泉

在中国，“阅读推广”与“导读”是一对近义词，两者既有相同内容，也有不同之处。推荐书目，就是导读的主要内容之一。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 七史商榷》中所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推荐书目是古代老师们引导、鼓励学生阅读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孔子认为，阅读是学习的重要手段，所以他编撰了“推荐书 目”——“六经”，以《诗》育“温柔敦厚”，以《书》育“疏通知远”，以《乐》育“广博易良”，以《易》育“洁静精微”，以《礼》育“恭俭庄敬”，以《春秋》育“属辞比事”^[11]。因此，可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就出现了阅读推广的雏形——推荐书目。及至宋朝，随着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刻书、印书之风大兴，社会书籍数量剧增，极大促进了文献信息的保存和流通。同时，在结束五代十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后，统治者为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也急于恢复纲常伦理、传播文化，开始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以国家为主导的图书收集和书目编辑工作。当时，官、私书目都很发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阅读，其中最为著名的官方书目有《崇文总目》《秘书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等，私藏书目有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尤袤撰《遂初堂书目》、田镐撰《荆州田氏书目》、吴良嗣撰《籝金堂书目》、江正撰《江氏书目》、李淑撰《邯郸图书志》等。另外，各朝各代影响力较大的推荐书目还有王俭 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张之洞撰《书目问答》、梁启超撰《西学书目表》 等。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推荐书目是在敦煌发现的《杂钞·书目》（巴黎藏伯字 第2721号），该书目用问答的形式为青年士子开列了25种文献^[12]。

此外，撰写文章阐述教育思想、鼓励学习也是古代圣贤促进阅读的一种表现形式。曾子在《大学》中讲“格物致知”，教导学生先接触天下的读物，学会“解文”，再探究文本的意蕴，了解读物的全部内容；《论语·颜渊第十二》率先提出“以文会友”，一面指作者写出文章用来传播给读者，借此聚会朋友，另一面指读者借阅读文章与作者及其他读者对话，用来聚会朋友；在《论语·学而》提出通过阅读以“省身修已”，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大学·经一》中说阅读可以“齐家治国”，“阅读治人”的功能由小到大又延展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此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3]《荀子·劝学》中也系统地论述了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前一部分（第一段）论述学习的重要性，后一部分（第二、三段）论述学习的步 骤、内容、途径等有关问题。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修复岳麓书院，提倡州学县学，推行移风易俗的教化，编著小学大学的教本《小学》《童蒙须知》和《经筵讲义》。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发扬朱熹读书思想：读书的意义，即“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读书的态度，即“勇猛奋发，推勘到底”；读书的方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读书的目的，即“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同时，各朝代的文人骚客们鼓励读书、提倡阅读的巨作和警言名句更是数不胜数。(www.xing528.com)

虽然，中国阅读推广思想历史悠久，研究内容丰富，但受制于当时的文明程度和中国传统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阅读推广一直主要处于个人探索和宣教模 式，并没有形成有组织、大规模、延续性强、效用显著的阅读推广体系，也没有专门针对阅读推广的文献巨著和纲领性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