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约和解：波兰、民主德国、苏联与东欧的进程

与北约相对应，苏联在冷战时期也构建了一个无比庞大的联盟体系，在华约中同样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历史冲突。首先，与北约一样，德国问题也存在华约之中，其中焦点是民主德国与波兰之间的矛盾。二战期间，德国入侵波兰，并在波兰设立大批的犹太人集中营，屠杀大批的波兰犹太人和普通平民。其次，与北约不同的是，华约中还存在着联盟主导国苏联和其追随国之间的矛盾，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苏联与东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之间的历史怨恨。自沙皇时代以来，苏联与东欧国家曾爆发过多次严重的军事政治冲突（例如沙皇俄国参与瓜分波兰、与奥匈帝国开战，苏联二战初期与德国瓜分波兰）。除了这些历史冲突外，苏联在二战胜利初期，在东欧建立相应政权时，采取许多如取缔多党制、推动农业集体化等改革，强硬处理了这些国家不满意苏联政治模式的反对力量。^[43]这些历史与现实的恩怨都成为了华约与苏联需要和解的重要目标。

自华约建立以来，内部和解就是其关注重点。二战后，苏联也将关注点放在德国问题上，力推波兰与民主德国和解。通过扶持波兰统一工人党与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个执政党，苏联试图以党际外交替代国家外交，通过意识形态的一致来消弭彼此的世仇。此外，苏联还推动民主德国对波兰进行领土补偿。为了补偿波兰，苏联支持波兰与民主德国按照奥德河与尼斯河西岸为界进行划线，使波兰获得了本属于德国的11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在划界之后，苏联与波兰强行驱逐了大批原本生活在此地的德国普通民众，使其成为无家可归的移民。^[44]经过这些安排，德国与波兰达成形式上和解，当时的边界也被宣传为“和平与友好的界限”。^[45]

与波德问题类似，苏联与东欧国家间也有大量需要和解的问题，但直到斯大林逝世，苏联与波兰并无太多机会开启和解进程。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新上台的赫鲁晓夫召开了苏共二十大，开始了苏联与东欧的和解。当时赫鲁晓夫提出“三和外交”，推动自由化。波兰也在其支持下开展平反运动，释放大批政治犯。但是国内舆论的自由化，导致波兰内部对苏联既有的历史怨恨被释放，最终导致波兹南事件的爆发。^[46]该事件爆发后，波兰统一工人党采取更为民族主义的政策，推举哥穆尔卡为党的总书记，并试图逐步边缘化苏联在波兰的代理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这些举动导致了苏联的不满，但是在多方斡旋下，最终苏联还是妥协了，主动承认犯下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维持了与波兰的和解。^[47]

不过与北约相比，华约阵营实现浅和解后，并未能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在波德关系上，两国虽然表面实现和解，但是依然存在强烈的相互不信任。在波兰内部，其依然认为民主德国即便是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也会将自身的利益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之上。^[48]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更是直接宣称：“德国就是一匹战马，无论这匹马是由纳粹骑还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来骑，我们都要把它四个蹄子弄断。”^[49]而民主德国也对当时和解非常不满，在签订奥德河—尼斯河边界的时候，民主德国当时所有政治势力都表示反对，以至于协议签署之后，民主德国都没有在其国内宣传此协议。^[50]在苏联的影响下，民主德国与波兰都建立起了相当严格的国内舆论审查机构，对于涉及边界和与之有关的德国移民问题都采取了严厉管制、禁止讨论的压制方式，^[51]故而在此期间，波兰与民主德国在公开的舆论中只能大谈双方的友谊、所谓共同纽带和团结，^[52]但是这并不能消弭彼此的真实敌意。在私下的场合中，波兰多次流露出对民主德国的厌恶。根据解密资料^[53]，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华沙军事演习中，波兰军队依然在私下中把民主德国军队比为希特勒的军队。美国《时代周刊》在苏联解体前的一次新闻报道中，波兰的媒体还在抱怨民主德国使用类似“纳粹式”的方式来处理与波兰的经济纠纷。^[54]根据相关研究^[55]，在整个冷战时期，波兰和民主德国都还经常在新闻报道和日常外交往来中隐晦地相互抹黑、互相鄙视。与法德结成的深厚友谊产生鲜明对比，甚至波兰在冷战期间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比民主德国要更加友好。(www.xing528.com)

与波兰、民主德国关系类似，由联盟主导国苏联发起的和解进程也难以依靠其本身的强大实力和影响力来推动。在苏联和波兰就波兹南事件取得初步的和解后，赫鲁晓夫在此问题上表达了相对较为温和、妥协的态度，但是其依然不愿意彻底推动苏联与波兰对历史问题进行彻底反思，因这涉及二战时卡廷森林事件等敏感问题。苏联政府命令有关部门强制禁止讨论卡廷森林事件等敏感问题，甚至直接从地图上删去卡廷森林地名，^[56]认为公开这段历史无助于促进苏联和波兰的友谊关系。^[57]并且即便类似波兰波兹南事件这类的和解，在华约的国内管理体制下也难以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因为华约成员国国内体制的原因，其内部政治博弈呈现出要么没有竞争，要么残酷竞争的悖论。^[58]故而即便是对历史的初步反思，在该联盟内都可能升级为严重的政治冲突。在波兹南事件之后不久，匈牙利爆发了类似的改革呼声，匈牙利党内改革派拉吉联合基层裴多菲俱乐部，举行游行，抗议匈牙利党总书记拉科西过去的强硬镇压，并将矛盾直指苏联。对此，赫鲁晓夫一开始也试图采取波兰的模式，^[59]准备宣布从匈牙利撤军，但由于各种内外因素，赫鲁晓夫最终决定出兵匈牙利，直接用武装力量平息匈牙利事件，恢复拉科西党内领导地位，最终处决拉吉。^[60]另外，由于华约成员国没有政治轮替机制，故而领导人陷入要么终身制，要么遭遇政变下台的问题之中。在具有一定的和解意愿的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后，之后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则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联盟管理模式（有限主权论），并在1969年强力打压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发动的改革运动，进一步阻碍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和解。

此外，虽然苏联阵营有内部经济互助理事会，试图促进苏联阵营内部的和解与共同体意识的构建^[61]，并且通过了大量关于此的文件和政策^[62]，不过由于苏联体制的原因，经互会内部并非是一个如欧共体一般的市场经济体系，而是一个以苏联为中心，驾驭和控制成员国经济命脉的体系，对促进阵营内部的人员交流和经济相互依赖都很有限。^[63]经互会建设非但没有促进其内部成员更加团结，相反，还导致其内部的经济矛盾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苏联阵营的内部冲突。在这些因素的积累下，苏联在经历了勃列日涅夫二十多年的执政后，在联盟内部积累了大量的怨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新思维，试图再次推动和解，但却释放出联盟成员国乃至苏联国内普通民众对苏联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导致苏联阵营在民众运动的冲击下土崩瓦解。

从苏联方面的案例也可看出，即便在联盟层面，华约有与北约相似的和解诉求并都实现了浅和解，但由于国内管理体制的不同，和解在华约内进行得很不顺利。首先，国内管理体制在华约缺乏边界，难以形成民间对历史的独立思考，相关的历史问题始终由于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而难以有效反思。其次，苏联体制导致竞争性、轮替性缺失，故而相关阻碍和解的政策长期化，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进行化解。最后，由于其经济体制原因，华约内国家间民众交流与经济交流都难以平等进行，导致经济问题政治化，最终影响了相互的好感。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和解机制在苏联阵营的发展，最终导致联盟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