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约阵营中，和解的核心在于德国问题。冷战前，德国长期与其他北约成员国为敌；在二战时，德国更是直接占领法国，并对在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二战后，德国被瓜分，联邦德国进入北约阵营，与法、英、美等前交战国建立盟友关系。在北约阵营内，联邦德国与法国的和解就成了该阵营内和解的关键。
北约建立之初，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英法决定再次武装联邦德国。在美国的推动下，法国与联邦德国实施了初步的和解。1955年，法国同意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并在1957年向联邦德国归还其之前占据的萨尔保护领。[31]联邦德国也相应对其过去侵略历史进行清算，采取了包括审判纳粹战犯、制定刑法第86条a项法案等方式，清除纳粹遗迹。[32]
不过此阶段法德之间的和解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在联邦德国方面，阿登纳政权基本上采取了“遗忘过去”的态度，将重点放在讨论德国在二战时期遭遇德累斯顿大轰炸等事件上，强化其“二战受害者”形象。[33]而在法国方面，其内部对联邦德国也是忧心忡忡。戴高乐曾表示，德国一旦复苏，必然要再次进攻法国。[34]并且当时法国民众也缺乏对德国的信任。1951年的社会调查显示，超过60%的法国人对德国人怀有敌意，直到联邦德国进入北约之后的1956年，民意调研依然显示超过60%的法国人对联邦德国的未来不乐观。[35]由于国内强烈的反德情绪，法国议会否决了法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的包含德国在内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方案。[36]故而虽然冷战初期，法德在北约内部大国的主导下，实现了名义上的和解，但这样的和解是非常肤浅和脆弱的。
不过在德法两国高层对敏感的历史问题讳莫如深的同时，德法两国的民间社会率先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两国的知识分子率先展开对法德历史问题的讨论。早在1945年，法国牧师让日屋（Jean du Rivau）就建立民间机构国际档案局（International de Liaison et Documentation），开始民间历史交流。1948年，法国人阿尔弗雷德·葛罗索（Alfred Grosser）和德国人卡洛·施米特（Carlo Schmidt）、希尔多何塞（Theodor Heusee）建立的德法研究所，致力于推动德法民间交流。[37]在两国舆论自由的允许下，此类交流可不受限制，较为自由地交流相关敏感问题。同时在德国方面，由于对阿登纳政府遗忘历史的不满和对纳粹思潮的担忧，以哈贝马斯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历史，形成多次对纳粹历史的大讨论，深刻反思德国在二战时的罪责，尤其反思普通德国人对纳粹的支持，并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汇聚成了著名的“史家论战”[38]（Historikerstreit），推动德国的历史反思。(www.xing528.com)
德国社会对于历史的深刻反省也不断通过其国内管理体制转化为外交政策。德法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双边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共同讨论相关二战历史。[39]并且德国民间的反思运动还在1968年引发了针对当时右翼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学生运动。此次运动针对当时右翼政府对纳粹历史含糊不清的态度，要求彻底清算历史，防止法西斯回潮。1968年，学生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德国政局的走向，为20世纪70年代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上台打下了基础。[40]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对历史有着更深刻反思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上台，勃兰特担任德国总理，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道歉姿态（包括在波兰的惊天一跪），使得德国的道歉更为真诚。
而在德国变化的同时，法国也逐步改善对德国的看法。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已认为德国是其最好的盟友。[41]并且德法两国因其各自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动两国的经济和社会相互交流。经济和社会交流极大地促进了法德的和解，法德先后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机构。并且法德交流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与民间协调的特点，在确保彼此独立的前提下相互协作。当时法德之间的民间交流大幅度提升，根据统计，在1950—1962年，法国和德国市镇之间建立了125对伙伴关系。[42]在这些经济与社会交流的帮助下，德法两国之间的和解变得更加巩固。
总之，在西方阵营的和解进程中，其国内管理体制的边界性使得法德两国都可在政府层面对此问题讳莫如深的情况下率先在民间进行历史交流，同时其制度的竞争性使得相应的反思力量通过政治轮替开始进入政府，转变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国内管理体制的开放性也使这些国家可通过民众间交流加强互信，最终实现和解，并发展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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