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大片冲击下的中国电影美学变革

进口大片的引进,从最开始就不仅仅是激活中国电影市场和促进电影产业改革的一个单纯举措。从第一部大片《亡命天涯》的登陆,到《泰坦尼克号》取得的空前成功,再到2000年之后引进大片配额数的翻倍,这些事件更像是一系列的催化剂,引发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来自各界的多种文化观点的激烈交锋。

1994年,随着中影公司每年引进10部大片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同年11月份以票房分账方式发行上映《亡命天涯》前后,进口大片这一关于电影产业改革的事件就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社会文化争鸣。一时间,各种或反对、忧虑或肯定、支持的声音不绝于耳。

不少业内人士也担心,中影公司不过就是为美国片商“做嫁衣”,引来的却可能是民族电影的灭顶之灾。导演谢飞也呼吁中国对电影市场应实行保护政策,认为如果向好莱坞敞开大门,国内电影业就会被冲垮。

来自社会文化领域的反对意见也此起彼伏。“1994年初,北京电影学院数百名学生联名发了封公开信,呼吁要‘抵制好莱坞’;《戏剧电影报》1994年2月20日发表弘石文章《大陆电影面临致命威胁》,4月24日发表记者专稿《好莱坞大举抢滩国产片路在何方》,5月8日发表《‘山东突破’忧思》”就进口大片对国产电影生产发行的威胁、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抢占和对民族电影工业的挤压等方面表示担忧甚至抗拒、责难。更为“严肃”的质疑则是出于对意识形态和传统民族文化安全性的考量。有人说《狮子王》是政治、经济、美学上强者对现存各种秩序的粉饰和捍卫。更有人想起了“糖衣炮弹”,认为“进口大片”的引进就像一百多年前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一样,不免让人心有余悸。

而作为文化界和电影界拥护国内进口大片的相关人士来说,通过从国外引进大片的利润可以带动国内电影的创作、提升国产电影的艺术质量、拓展观众们和眼界和视野、有助于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建立、激活电影市场给予支持。随着1995年多部大片的引进和票房带来的巨额利润逐渐成为既定的事实,尤其当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回到电影院时,反对进口大片的声音开始慢慢减少。之后的1996年、1997年,进口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发展平稳,关于它的论争亦趋近平淡。直到1998年,《泰坦尼克号》的空前成功在世纪末的中国引发了第二次关于进口大片的文化热潮。2亿美元的巨额投资、最高水平的数字特效、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关于人类灾难史上最不幸的寓言以及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攻势和疯狂的副产品开发等,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超级大片的威力。“泰坦尼克”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文化事件,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在1998年3月9日参加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时还谈到《泰坦尼克号》是一次成功的风险投资,而老百姓见面的问候语竟也逐渐从“你看过没有”过渡为“你看过几遍”。(www.xing528.com)

同样,影片也再次引发了文化界、电影界的深入探讨和激烈论争。学者们在研究和批评好莱坞大片时,“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文化安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作为研究视角或是关键词语时常出现。其中的一些研究是结合文本批评,相对客观而中肯;但另一些研究的普遍问题则往往是脱离电影文本的多义、有趣和人类审美、价值观的很多共同取向,而过于主观地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观。

旅美学者徐贲就曾犀利地指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在中国文化界兴起的原因是与1989年以后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和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前一阶段政治性很强的文化和思想讨论有关。他们往往为其批判选择一些无风险或低风险的对象,所以诸如商品文化、人文精神的失落、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等便成为很好的选择。他深入剖析了“后殖民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本质,就是当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想要保留自己独特的身份,另一方面内心又特别想摆脱被边缘化的无力感,好进入到一个有话语权的核心位置,这时候就很需要有一个能为他们代言的群体,而“民族”则恰好与这一需求相契合。本土主义知识分子实现自我壮大的基本策略并不意味着对本土官方地位的挑战,而是把自己和官方中心位置都放在同样“弱势”的地位上。

尽管争议很多,但人们依然抵挡不了好莱坞大片的魅力。至今为止,进口大片依然能够在中国电影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引起一阵浪潮。当卡梅隆用《阿凡达》再次证明了超级大片的张扬无度时,3D电影热潮和电影中的技术至上主义又正在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