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娱乐性论争的概况

我国娱乐片的产量,在1987年迎来井喷式增长,正因如此,理论界与评论界以高涨的热情发起了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当代电影》编辑部发行于1987年的全年连续刊物中就有题目为《对话:娱乐片》的三次大讨论,对话人包括理论家、批评家以及编剧和导演。

这三次大讨论基本囊括了当时娱乐片的所有话题,如娱乐片的美学问题,人类的游戏本能与娱乐片的关系,类型电影的某些规律和模式等。尽管这种对话形式宏观着眼处多,微观、具体的问题涉及得少,限制了对问题的更深入的探讨,但涉及的问题范围十分广泛,并且也说明那个时代电影圈中的理论家、批评家对娱乐片和类型片的看法,在电影界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一个重要的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现象,娱乐片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娱乐片“正名”不再是少数电影制片人和娱乐片导演的意识和行动,而是大多数电影制片方、电影创作者、电影决策者、电影管理者以及电影理论批评家的共同问题。

1988年12月1日至7日,《当代电影》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中国当代娱乐片研究会”,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当代电影》主编吴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景亮、副主任奚姗姗等部分电影制片厂领导和电影界较为知名的艺术家与理论家、评论家等五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参会人员首先观看了几部于1988年出品的娱乐片,如《顽主》《疯狂歌女》《复仇女神》《追杀刑警》等。会议讨论的主题仍定位在娱乐片的定义、美学功能、社会意义等这些比较“空”的问题上,但也不乏有些问题涉及娱乐片的类型规律和探讨,最引人注目的是身为政府主管官员的陈昊苏在会上做了一次极具导向性的继而引起广泛争议的发言。

此后,在1987至1989年间,《当代电影》编辑部几乎每期都会发表关于娱乐片的讨论文章,如在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邵牧君的《中国当代娱乐片问题驳议》、张立新的《皈依与禁忌:娱乐片的双重选择》等。邵牧君曾连续提出了“电影完整本性论”“新中国电影三阶段论”等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

《当代电影》于1989年发表的数篇期刊,如《关于娱乐片的通信》《性与电影的娱乐功能》《论电影的商品性》等都从多角度深入地探讨了娱乐片的本质、类型及其审美规律。其中,王云嫚从大众审美角度提出了娱乐片的四点要求:既要保证尊重类型规律又要有创作个性、新奇性和亲切性的统一、通俗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以及单纯性和丰富性的统一。

应当说,《当代电影》作为国内专业的电影理论刊物,在大量地刊登有关当代西方电影理论的论文和译文的同时,不间断地发表大批关于娱乐片、类型电影的创作规律的文章,与文本分析、符号学式的纯学术文章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这一现象几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当代电影》编辑部召开的这次会议以及随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为把娱乐片的“功能”和“地位”提升到相应的高度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批评中的娱乐片批评主题便不再是为娱乐片“正名”,而是为娱乐片的发展献计献策了。(www.xing528.com)

1992年10月7日至13日,在厂长兼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主持下,北京电影学院和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举办了“把娱乐片拍得更艺术”的研讨会,本次会议吸引了多数当时正红的导演参加。会议上,郑洞天严明主题:现阶段,我们对于娱乐片艺术规律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既不能做到像新时期那样,对当时的电影创作从宏观上进行阐释和引导,又无法适应当代学生毕业后便向往娱乐片创作的社会需要。我们希望这次研讨会可以将认真研讨娱乐片艺术规律的课题注入学院师生的群体中,并给予当前电影创作生产实际的沟通,把目前电影市场中的各自为战、无人问津的娱乐片探索提升到群体和自觉的新高度。

大家在研讨会上达成共识,即在保证电影作品的观赏性、娱乐性的同时,也要提高电影的文化素养和审美风格,反对粗制滥造、庸俗媚俗、千篇一律,产出的影片要能够给予大众积极、健康、向上的娱乐享受。

本次研讨会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务虚的阶段,而是对娱乐片的规律特点与元素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剖析研究和归纳总结,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由于中国娱乐片的发展时间较短,电影创作者在研究、掌握观众心理和认识、运用特定的方法等方面明显不足,这样的研讨会很好地帮助了电影创作人关于理论和方向的欠缺。20世纪80年代是包括娱乐片在内的中国电影和海外大片争夺电影市场,决一死战的时候。尽管中国电影还不尽如人意,但经过几次大讨论,越来越清晰的是,电影的观赏性和思想性、艺术性一样重要。寻求大众娱乐与主流政治的统一性是中国娱乐片发展的原则,想为娱乐片寻找一条现实出路,就要从中国大众文化中去找到叙事原型和叙事结构。

一向只注重纯艺术片的电影学院专门为探讨娱乐片而举办研讨会,这让当时的电影圈震惊不已。与其说,研讨会在商谈“如何把娱乐片拍得更艺术”,不如说,研讨会一直在针对“如何把娱乐片拍得更好看”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从研讨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的电影圈对于“娱乐片如何发展”仍是困难比办法多、问题比想法多,尤其是电影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的问题更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但是这次研讨会也给了中国电影界同人们一次相互沟通、商讨共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