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美学中的青年文化特征与美国青年文化的差异

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用“青年文化”的概念来解释当代美国青年的观念和行为,代表青年问题不只是生命周期中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青年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放纵的亚文化。

第六代电影中所反映的青年文化的特征与上述基于二战后美国形成的青年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地域和历史背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家庭青年文化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成人文化和机构文化的翻版。改革开放后,剧烈的社会变革推动了青年运动和青年文化的发展,凸显出与成人社会文化规范相冲突的鲜明和异质特征。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文化不再试图模仿官方意识形态和机构文化,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仍然被教授。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重商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完全独立于主流文化的青年文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语境保证了青年文化的存在和相对独立性。20世纪90年代大众传播的兴起使得青年文化得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传播,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大众媒体的影响之一就是使青年文化的内容更加一致。今天的年轻人,不分阶级、环境和宗教,都喜欢同样的混合音乐、服装、配饰、语言和环境。第六代导演给中国影院带来了强烈的美学冲击与多元化文化形态,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从大体上看,第六代电影已经有了与主流电影不同的强烈的青年文化内涵,新生代的文化产品直接决定了青年文化的特征,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了对文化范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彻底反叛。年轻人已经从关注社会历史转向关注特定个人的独特经历和生活经历。

(一)摇滚

摇滚音乐产生于二战后,在歌词中常常暴露着社会矛盾与弊端,反叛性极强。它直接的舒畅胸臆和强烈的节奏宣泄了年轻人心中的愤懑悲愤。中国第一个摇滚乐队于1986年出现在北京,是由“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组建的ADO乐队。此后,北京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几十个摇滚乐队。

早期的第六代电影有很多摇滚元素,一方面与他自己的生活有关,如张元、管虎都和京城摇滚圈来往密切,路学长、张扬等导演也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另一方面,作为新一代先锋派导演,他们与当时首都的摇滚音乐家在艺术探索和人生体验上是同质的,所以他们的创作动机是一致的,即“有话要说”。这一始于西方民权运动、反战情绪和性自由的音乐风格,代表了青年人的反抗与叛逆,以此写下他自己的艺术理想,释放自己的激情。臧天朔的乐队邀请了吉他手寇善立(美国人,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在他看来,北京摇滚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非常相似,直接而简单。对摇滚文化的借用和模仿,以及用摇滚来讲述故事,显示了第六代导演对主流话语的态度。

(二)反叛(www.xing528.com)

第六代电影中摇滚是反叛。这也是青年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实质的一部分。在《北京杂种》的序幕中,通过崔健嘶哑的声音和乐手的忘我演唱,为整部电影确立了一种叛逆的底色,表现了一群摇滚音乐家四处游荡,漫无目的的状态,他们在音乐中释放着内心的愤怒。

管虎在这部电影中,通过警察、摇滚歌手和杀人逃窜犯的这一组合,给观众呈现出了体制与体制之外,主流与边缘文化,理性与疯狂的理念碰撞。警察王卫通过追逐犯人迟萱,并通过居民委员等群众话语来约束摇滚歌手彭威的活动演唱地盘,来强化自身的权利体系,却受到迟萱、彭威等人的抵抗与鄙视。这部电影邀请了北京摇滚乐队“超载”来作曲和表演。这部电影中有四首完整的摇滚歌曲。摇滚娱乐的特点就像是一代没有人鼓掌的年轻导演坚持不懈的文化表演。他们用摇滚词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看法。

(三)迷茫

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的结束带来经济的爆发,同时影响的还有商业伦理的盛行和传统价值观的土崩瓦解。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旧的价值体系陷入困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断层”时期,中国人和西方人与现代文化和价值观融合的现实使得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更加困难。因此,我们在第六代电影中看到了许多“寻找”主题。在《北京杂种》中,有些人在找女朋友,有些人在找排练的地方,有些人在找偷来的钱;在《扁担·姑娘》中,高平和东子在城市里寻找生活方式;在《非常夏日》中,雷海洋每天同一时间去地铁站寻找被强奸的女孩;一群来自《站台》的年轻演员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寻找他们年轻的梦想等,各种各样的“寻找”在第六代电影中纠缠不清。“寻找”这个动作表现得如此显著,以至于它不仅成为电影故事发展的动力,而且还具有一些象征意义。郭连贵、马达、雷海洋似乎把一生的热情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寻找”,所以他们显得很执着和病态。他们不仅仅是在寻找一辆自行车,一个受伤的女孩,他们在寻找一种尊严,一个梦想,或者是他们各自的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这种盲目的寻找往往没有结果,最后郭连贵的自行车被销毁;马达的爱以及城市的彩虹同时烟消云散;高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小季在逃,彬彬被逮捕了;《站台》上的一群年轻演员没有找到少年梦想,回归现实生活,标题“站台”暗示了无始无终的地方;《北京杂种》中的周青和卡子也在寻找出路……这种无休止的寻找和等待更直观地展示了与动荡无关的这一代人的青年之旅。从时间流逝带来的“一无所有”的意义上来说,在青春期成为英雄的梦想和长大后没有英雄的现实是一种折磨。“在路上”是第六代电影中导演的内心状态显现,同时捕捉到了年轻一代的行为状态,是青年电影人前途渺茫、内心迷茫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