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与变革：第六代导演边缘创作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见证了70年代的样板戏,却没机会赶上8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繁荣。因而,生于世纪末的“90后”自弹自唱。这段话是对20世纪60年代第六代导演的经历和命运的人像描述。他们是历史、动荡和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观察者,他们都经历过,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参与者。当他们开始制作电影,当他们真正参与社会时,他们也面临着整个社会文化和电影文化的转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代人一直处于时代的边缘,被时代疏离。因此,他们从创作之初就附带着边缘情感。

(一)身份认同的焦虑投射

如果第五代的命运是卷入时代和洪水的动荡浪潮,那么第六代的体验则具有更多个人化特色。例如,像王小帅、娄烨、胡雪杨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们中的大多数父母与第五代有着同样的经历,导致他们的青少年生活,在许多地方上学,生活不稳定。对城市或农村都没有多少文化认同,而且往往处于边缘人的心态中。而另一面,第六代的大部分主要成员,除了路学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本地人之外,都是从乡镇农场考上北京来学习的。在带有明显农村文明的小城镇和大城市北京的文明转化以及碰撞过程中,他们也经常处于边缘文化心态中。

更重要的是,他们走进电影文化中也会再现第五代人所拥有的资源。失去了体制庇护下安然拍片的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历了“毕业就失业”的焦虑,并且没有一个可以傍身的文化身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入职场就被迫接受历史赋予的“边缘”身份,在苦难、等待和碰撞中寻求发展的平台。除了少数幸运儿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漂”在北京,通过拍摄广告、短片为生。当他们以零散的钱开始他们的电影梦想时,他们首先关注自己,写下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焦虑。

无论如何,第六代导演从进入电影行业开始就处于边缘地位,且引起了身份的焦虑。张远拍摄的电影《北京杂种》从名字上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焦虑。

(二)文化断裂后的沉重选择

第六代导演在20世纪80年代度过了必要的学习时光,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浪潮中培养了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然而,当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电影创作时,文化背景被转化为漫不经心、无处不在的流行文化,娱乐消费成为电影的新任务。通过80年代的文化积累,第五代导演对90年代涌现的经济资本的出现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这开启了电影创作的第二轮高峰。对于第六代人来说,只有两只手可以自由地承受文化断裂和市场的双重压力,待在电影行业的一角。一些学者指出:“当这群新人走上电影行业时,遇见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加强了宏观控制和权威;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型,大众娱乐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衰落,使第六代变成了一群被排斥和孤立的人。”^[1]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六代人与年轻一代一样深受大众文化的影响。从贾樟柯的《站台》到王小帅的《青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潮”的文化含义。然而,第六代的大众文化不是普遍的大众文化。与当前的“美式”流行文化传播的年轻的“80后”流行文化不同,第六代电影人无疑更根深蒂固于“80年代港台大众文化”(邓丽君是主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一种与经典、现实和理想平均混合的流行文化。当他们开始创作电影时,时代的兴趣变成了一种别样的大众文化,一种“出现在当代城市并与伟大的当代工业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化形式,以全球化的现代媒体作为大规模生产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生产”,一种“消费时代或前消费时代的当代文化消费形式,在消费意识形态的计划和指导下,采用一种程式化的运作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今天的流行文化来说,第六代导演也面临着深刻的文化断裂。贾樟柯以“我拒绝与大众调情”的公开声明表达了他对娱乐大众文化的拒绝。这种情况的断裂造成了他与时代氛围的疏离,这点不可忽视。既没有第五代人在特殊时代培育的“激情理性”,又没有年轻一代在面对消费文化的冷静适应。第六代导演介于“挤压锻造车间”之间生存。(www.xing528.com)

在电影的表现上,仍然是先锋派文化先驱的前六代摇滚音乐表达了一种异议或对20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再现的怀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第六代在人道主义和人类层面上进一步挖掘,并以80年代的精英意识回应。

(三)话语策略的选择

中心与边缘是一对矛盾,二者充满张力。一方面,中心清理和吸收边缘,另一方面,边缘阻挡和溶解中心。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创作不仅有他自身经历的反映,也有跳开边缘、获得话语权的诉求。

在如《北京杂种》这样的电影中,更多的目光转向处于边缘地位的先锋,更多的是用摇滚热切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愤怒。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化现实表明,具有批判性特征的反思—启蒙浪潮已经失败,这意味着“抵抗的文化实践的失败”。第六代导演以一种反叛的方式吸引注意力,并试图获得发言权。但是在第六代创造更多,或者从80年代开始抵抗的文化实践的延续,是一个破碎的过程,并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语言系统,这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疾病,最终导致了自主流体制的后果。

综上所述,第六代边缘写作在边缘文化独特的反抗和替代立场中编码了自己的话语诉求,通过边缘文化的表达实现了对中心—边缘权力关系的解构与颠覆。一些学者指出:“选择‘边缘立场’并非一个价值空间,而是对中心话语霸权的异化,是对自我精神存在状态的根本调整。在“当代话语场”和“多元他者”的喧嚣中,“我”不再是无修饰的天然我,它只能是一个“双重或多重边缘自我”的重塑。可以说,这种独立精神是对常规规范的一种逃避,对主导话语的传播网络的普遍排斥和对自身独特性的维护,也在当代中国电影行业拓展新的空间。这使得“边缘”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而是一个延伸到“历史空白”或“时代失败”的文化权力空间。这表明,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任何一代想要崭露头角的艺术家都必须通过差异来识别自己的身份,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和关注。对于第六代导演来说,边缘是他们的镜子和武器。

在另一种意义上,对边缘文化的关注也是第六代新手电影人,他们作为个体(私人)参与公共领域。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影响着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也主导着公共领域”。除了是一门艺术,这部电影也是社会公共领域的一种大众媒体形式。第六代电影经常从其他媒体和现实地呈现现实事件。在以多种方式传播后,电影经常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并引起公众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第六代导演也参与了电影行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