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在接受画家林旭东的采访时曾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可见,底层立场在贾樟柯看来,不能是高高在上的怜悯,也不是一厢情愿的编造,而应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觉,深入到每个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世界中,通过平淡真诚的笔触去表达书写。他追求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本民族当下现实生活做忠实记录,用影像对当前社会中卑微的平民世界给予人道主义关怀。
贾樟柯所表现的人物大多数为在城镇成长、被城镇文化滋养的普通底层人民。这些人或屈服于主流或流离于边缘,或滞留于城镇或寻梦于都市,他们的人生经历、生存遭遇与心灵困境都与其城镇成长背景与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写照。这些人的生存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行,直接促使他们去做出改变。有些人主动去寻找迎合新环境的法则,从中谋利而摆脱自己的底层身份,也有另一些人赶不上时代步伐,处于被离弃的尴尬状态。
贾樟柯还善于用底层的视角去体会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氛围,体会生活于其中人们的躁动与不安。
相对于“第六代”大多数导演所秉持的精英立场,贾樟柯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平民的姿态。站在精英的立场,张元、王小帅等更多地关注都市中的漂泊者,如先锋艺术家和摇滚歌手等,这些边缘人群对现代都市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在迷离的色彩、瞬间的表象、情绪的碎片、骚动的节奏中得以还原,都市人内心的孤独、动荡的情绪和迷茫的状态也在他们的镜头下得以表现与宣泄。这种注重个人独特体验的精英视角,在观念上与法国新浪潮的“电影作者”的观念非常接近,而贾樟柯的电影观念则在更大程度上师承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及至“故乡三部曲”之后,贾樟柯的镜头不再聚焦于城镇,而寻找更广阔的图景,但对处于社会底层普通人民的关注却一直如初。
《世界》(2004)和《三峡好人》(2006)同样以“底层视角”去关切流落于各地的城镇人。《世界》以进入浮华都市谋生的农村姑娘赵小桃和男友成太生的爱情坎坷为故事主线,交杂于其中的,是以各种方式寻求在都市中生存的农民工的不同遭遇。二姑娘因加班劳累而导致工伤身亡,不过是千万农民工的一个真实写照。影片甚至提及了来中国谋生的俄罗斯人,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群体的存在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三峡好人》讲述了在因三峡工程建设而被拆迁、甚至淹没于水中的奉节县的两段关于“寻找”的故事。找人是主人公的目的,而主人公寻找中的辗转奔波使我们窥见几处处于变迁中的奉节县普通人的生活现状。这个故事有因拆迁而最终只能住在桥下潮湿阴冷房间里的旅店老板,也有掌握权势、强制拆迁的一群人。身怀“江湖义气”的小马哥,以朴素的生活理念进行生存的奋斗,最终只能沦为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一个牺牲品。他死后被埋于砖堆之下,只有萍水相逢的韩三明对他进行哀悼,让人看到一个小人物在时代车轮下被碾得粉碎的悲哀。贾樟柯用一种平和姿态对这些普通人予以同情与关切,印证了自己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的定位。
有人说,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城镇。确实,贾樟柯一直忠实于自己在城镇的生活经验和中国的城镇图景。城镇成为贾樟柯作品表现的主要题材,这与作者自身的成长经历不无联系。1970年5月,贾樟柯出生于山西汾阳,并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直至1993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汾阳是山西的县级市,曾是山西千古名邑,三晋文化名乡。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大都市和沿海城市成了商业表演的重要舞台,内地的这些历史名城相比之下显得苍凉而无奈,经营不善的工厂、频繁的下岗、冒着工人血汗的私矿、建筑物的拆迁与城镇面貌的破坏,这些变化的图景存在于贾樟柯的生活经历之中。(www.xing528.com)
“故乡三部曲”的故事背景皆为贾樟柯生活过的山西省,表现的都是生活于其中的底层人物在社会变化的洪流中所面临的生存和心灵困境。其中更为典型的如《站台》(2000)选取了一个山西歌舞团自1979年至1991年的经历,十年时光的流变,具有史诗意味地表现“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至1989年前后这段时间中的城镇图景,描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上急速而令人惊讶的变化。在贾樟柯之前,“城镇”是中国电影中的一个边缘题材。略去众多回避现实而醉心于古代故事编造的影片,大部分中国电影的故事背景,不是如《非诚勿扰》和《非常完美》等的繁华都市,便是如《秋菊打官司》和《我的父亲母亲》等的落后农村。“城镇”的形象淡出中国电影的镜头,即便是新生代的电影,大部分也是表现大城市的边缘地带,而非夹于都市与农村之间广阔的“城镇”图景。而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城镇”,将这个不同于已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繁华大都市,也不同于尚在落后的农耕生产中感受贫穷的农村的过渡地带挖掘出来。“城镇”这个过渡地带,处于不断的快速变化之中,它在我们国家存在广泛的普遍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才是国家的真正中心。
变化中的社会和人是贾樟柯电影的一贯主题。在他的大部分电影中,拆迁中的破旧楼房、废弃的旧式工厂和建设中的高楼大厦是一再出现的场景。变化中的社会与身处其中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导演真正关心的主体,也是贯穿其影片的重要话题。
在《世界》和《三峡好人》中,社会变化与人的关系则表现在金钱对淳朴人性的侵蚀上。《世界》中的成太生从小村镇来到北京,只为待在女友赵小桃身边打拼天下,让她过上好日子,但却被温州女子廖阿群勾引而与其维持暧昧关系。赵小桃同样也遇到过财大气粗的大老板对她的诱惑,在理智地拒绝大老板后,却悲哀地发现昔日在公园同事的好友安娜已沦落为三陪小姐。赵小桃终究还是发现了成太生的不忠,最终,两人只能通过“死过一次”来获得心灵的救赎和新生。《三峡好人》中沈红多年不归家的丈夫也是在外面花花世界中迷失了自我的人,他耽于富婆给予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而最终与妻子决裂。“不愿回家”从更深层的理解是在物化社会中对道德家园和精神家园的背弃。
《站台》是为汾阳市一个文工团谱写的历史,二十几年的时间跨度将人物呈现于不断变化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崔明亮们从充满理想与热情四处流浪、追逐梦想,到最终归还故乡变得成熟与沉默,电影用深情的笔墨对一群县城年轻人的人生变迁进行关切,表现的是导演对普通人的尊重与理解。流行音乐、国家政策、历史事件和时代焦点的变化,无处不在传达出改革开放之后整个中国的激变与转型,“变迁”这个主题贯穿了影片的始终。
《二十四城记》(2008)的主角开始从男性转向了女性。故事发生在成都一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变迁的“城中之城”——面临搬迁的国营飞机工厂,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厂区被房地产公司购买之后,被取名“二十四城”。三代厂花的故事和5个讲述者的真实经历拼凑出一个国营工厂的断代史。变迁就发生在这些人的讲述中,在变化的空间,不同人的故事,言语的描述中形成了时代图景的不断推进,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经济历史被浓缩在这些人的生活经历之中。国营工厂到房地产建筑地,本身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富有象征性的变化的写照。城市化的不断行进背后是都市人生活环境的改变,普通人也正是在家国变迁的大背景之下,书写着自己平淡的生活与情感。在贾樟柯的镜头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史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